黯月尖塔的崩塌与银痕的绝唱，如同沉重无比的终曲，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与一个时代的终结，增添了跨越物种的悲怆注脚。司通带着无尽的疲惫与深入骨髓的哀伤，离开了那片仍在燃烧、哭泣的土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水或许能逐渐冲刷掉城墙上的血污，却难以洗去那融入水中的孢子阴影，以及司通心中那份沉重的失去。
它踏上了东归之路，这一次，真正是形单影只。银痕那温暖的气息、警惕的眼神、战斗中默契的配合，都已化为记忆中的星光与那最终绚烂而残酷的净化之光。旅途变得前所未有的漫长与孤寂，金色的瞳孔中，除了恒久的冰冷，更添了一层难以化开的落寞。它穿越满目疮痍的安纳托利亚，掠过波斯高原，再次进入那片它无比熟悉的、由蒙古后裔们统治的广阔土地。时间的长河仍在奔流，东方的局势也已天翻地覆。
横扫欧亚的蒙古帝国已然分崩离析，中原大地之上，大明王朝在洪武帝朱元璋的铁腕下已然建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如今，龙椅上坐着的，是那位雄才大略、意图扬威四海于外的永乐皇帝——朱棣。
司通悄然回归，它目睹了这个新生王朝的恢弘气象：重新修筑的万里长城如同巨龙盘踞，新建的北京城规划严整，气势磅礴。这是一个充满自信与扩张力的时代，与西方那片被黑死病与战乱反复蹂躏、尚未完全恢复元气的土地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司通并未感受到完全的安宁。那源自蝠人的黑暗，如同跗骨之蛆，虽经重创，却并未根绝。它或许已随着南下的蒙古残部潜入草原深处，或许已混迹于西域往来的人群，或许正借着海贸的复苏，悄然编织新的网络。守望，远未结束。
但司通也感受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力量正在东方积聚——一种属于人类自身的、探索与征服的雄心。这雄心不再依赖于虚幻的神恩或扭曲的超自然力量，而是基于日益精进的工艺、天文、航海技术，以及一种面向海洋、面向未知的强烈渴望。
它的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南沿海，那座名为太仓刘家港的繁忙港口。
永乐三年（1405年）冬，江苏太仓刘家港。
凛冽的江风也无法吹散港口的炽热气氛。这里的景象，比之当年的泉州港，规模更为宏大，组织更为严密，带着一种帝国鼎盛的自信与秩序。
巨大的宝船舰队如同连绵的海上城郭，停泊在宽阔的江面上，帆樯如林，旌旗蔽日。这些“宝船”体量惊人，据载“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舵杆粗若巨树，九桅十二帆，航行起来如同移动的山岳。除此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马船、粮船、水船、坐船、战船等，组成一支功能齐全、规模空前的特混舰队。空气中弥漫着桐油、木材、腌货、香料以及无数人聚集而产生的蓬勃生气。
码头之上，人声鼎沸，号子震天。数以万计的军士、水手、工匠、医官、通事（翻译）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上船只：粮食、淡水、丝绸、瓷器、铜钱、以及赏赐给远方邦国的珍贵礼物。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远航，目的并非征服，而是“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彰显天朝威德，同时也探寻未知的世界，或许，也暗中寻访那传说中失踪的建文帝。
在最大的一艘宝船“清和”号的巍峨船楼上，此次远航的总兵正使、内官监太监——郑和，正与副手王景弘等核心僚属，进行着起航前最后的磋商。
郑和身形伟岸，面容沉毅，既有军人的英武，又有外交家的沉稳，更有一种深嵌于目光深处的、对未知世界的虔诚与好奇。他并非汉人，却对大明王朝忠心耿耿，对永乐皇帝的宏图伟略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坚定的执行力。此刻，他正仔细核对着厚厚一叠海图、星图（包括传统的《过洋牵星图》），检查着罗盘、牵星板、沙漏等导航仪器，与王景弘低声讨论着航线、季风、以及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
“此次扬帆，远涉鲸波，非比寻常。天文导航，关乎全船队安危，务必精准无误。”郑和的声音沉稳，手指点在海图之上，目光扫过那些标注着星辰高度与方位的复杂符号。
王景弘躬身应答：“大人放心，所有仪器均已反复校验，观测生员亦经严格训练。唯愿天佑大明，海不扬波。”
没有人注意到，一只灰白相间、体型看似寻常的猫，正安静地蹲踞在船楼最高处一根不起眼的桅杆顶端，仿佛自船建成之日起便已在那里。海风吹拂着它略显稀疏的毛发，隐约露出额间一道极其黯淡、几乎与周围皮毛融为一体的银灰色印记。它金色的眼眸，平静地注视着脚下这艘即将远航的巨舰，注视着那位目光坚毅、胸怀四海的航海家。
司通知道，自己跨越漫长时空的守望，或许已近一个阶段的尾声。属于人类自我探索、凭借智慧与勇气征服海洋的时代，正伴随着这支庞大舰队的帆影，磅礴开启。它需要一个永恒的象征，一个能指引迷途、在浩瀚未知中永不迷失的灯塔。这灯塔，不应再是它自己疲惫的身影，而应融入人类文明的工具，成为他们探索之路上的永恒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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