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洛伊计划在与阿兰·图灵顿建立初步联系后,并未急于求成。在苏晚晴的亲自督导下,一个由顶尖密码学家、网络安全架构师和一位深谙商业情报分析的策略专家组成的精干小组,与图灵顿通过多重加密、经过跳转的专用信道,开始了更加实质性和深入的技术交流。整个过程严格遵循预设的法律框架,所有交流记录均被公证保存。
起初的交流主要集中在图灵顿当年被搁置的雅典娜项目所倡导的核心理念上。这位昔日的盾牌科技明星科学家,在谈到自己的心血结晶时,仿佛变了一个人,眼中重新燃起了技术理想主义的光芒。他不再掩饰自己的失望,以一种系统而深刻的方式,剖析了下一代主动防御体系应有的样貌:
传统的安全模型是‘城堡与护城河’模式,被动、滞后,且边界日益模糊。图灵顿的虚拟形象在屏幕上显得专注而充满激情,‘雅典娜’的核心,是构建一个预测、理解、适应并主动塑造威胁环境的智能系统。它需要深度集成威胁情报,利用AI进行行为建模和异常检测,并具备在检测到威胁时,采取一系列从柔性隔离到精确反制的、可量化的响应能力。它不再仅仅是盾牌,更是配备了雷达、无人机和精确制导武器的主动防御网络。
他详细阐述了几个关键设计思路,例如利用网络流量和行为数据进行无监督学习以发现未知威胁(APT)、构建动态的网络地形图以优化防御资源分配、以及设计模块化的响应策略库以适应不同攻击场景。这些思想,与的烛龙之鳞项目在某些方向上不谋而合,但在实现的深度和系统性上,图灵顿的理论显然更为成熟和激进。参与交流的专家们,在严格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也被其前瞻性所深深折服,获得了诸多启发。
然而,真正具有战略价值的信息,往往并非来自这些纯粹的技术探讨,而是潜藏于图灵顿在谈及项目失败原因、公司内部生态以及对行业现状的失望时,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夹杂着个人情绪的深刻洞察。
在一次关于威胁情报来源可靠性的讨论后,话题偶然转向了商业现实。图灵顿的语气变得略带讥讽和苦涩:
在‘盾牌科技’,或者说在整个GDESA的某些核心圈层里,‘安全’很多时候已经异化为了一门生意,一门需要精心维持‘威胁存在感’的生意。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措辞,他们真正关心的,往往不是如何从根本上提升客户的数字安全水位,而是如何确保合同续签率、如何向资本市场讲述增长故事、以及如何维持与某些政府机构的‘特殊合作关系’。像‘雅典娜’这样从根本上颠覆现有游戏规则、可能让许多传统高利润硬件和人工服务变得多余的项目,触动的不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更可能揭开一些……不那么光彩的行业潜规则。
他进一步透露,盾牌科技内部远非外界看到的铁板一块,存在着泾渭分明且争斗激烈的派系:
硬件与授权派(旧守卫):以销售昂贵的专用安全硬件设备(防火墙、入侵防御系统)和长期授权许可为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势力庞大,在董事会和销售体系中根深蒂固,视任何向软件化、服务化、尤其是基于开放标准和AI自动化的转型为洪水猛兽。雅典娜项目最早就是被他们以技术不成熟客户接受度低冲击核心收入等理由强力狙击。
云与服务平台派(改革者):试图推动公司拥抱云安全、托管安全服务(MSSP)等新模式,但进展缓慢,常受制于硬件派的掣肘和公司内部复杂的流程。
政府与特殊项目派(暗影力量):负责与各国政府、军方及情报机构的合作,项目预算高昂但极度不透明。他们拥有特殊资源和政治影响力,但其业务逻辑往往与商业市场的公开竞争原则相悖,与其他部门存在利益冲突和资源争夺。
图灵顿所属的尖端研究派(理想主义者/边缘人):专注于技术本质和未来趋势,但在以销售为导向的公司文化中,往往被视为不接地气成本中心,难以获得持续的资源支持和决策话语权,极易在内部政治斗争中被牺牲。
这种裂痕,不仅仅存在于‘盾牌科技’内部,图灵顿在另一次交流中,语气变得更加意味深长,放大到整个GDESA联盟,情况可能更加复杂。ASML牢牢把持着光刻机的王座,‘盾牌科技’占据着网络安全的高地,‘环球宇航’垄断着太空通道……他们在面对‘奇点’这样的共同挑战时,确实会暂时联手。但他们彼此之间,在市场份额划分、下一代技术标准主导权、国际频谱资源分配、乃至地缘政治影响力投射上的明争暗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甚至可能愈演愈烈。
他举例道:就拿对华技术封锁来说,这固然有战略竞争的背景,但你不觉得,这也完美地符合了这些巨头各自维护自身垄断利润、打压新兴竞争对手(包括联盟内潜在的挑战者)的商业诉求吗?一道禁令,既巩固了他们的市场地位,又将潜在挑战者扼杀在摇篮里,还能博得政治上的‘正确’。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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