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的9月，公安学校里本应响亮的操练口号和理论课讲授声，早已被市局一道道十万火急的命令取代。李成钢和他这个由各区抽调上来的经验丰富的在职民警组成的培训班，成了名副其实的“救火队”——哪里需要维持秩序、哪里需要执行遣散，他们这班穿着制服的“熟手”就被填到哪里。没人再提培训，他们就是市局手里一块块哪里需要往哪搬的砖头。
从月初到现在，李成钢感觉自己像被卷进了一个巨大的、不断重复的磨盘。今天可能被拉到城东某个新建不久就因为原料短缺而关停的钢铁厂宿舍区，明天又出现在西郊某个临时搭建的遣散转运点，后天或许又守在某个供应点外防止抢购失控。场景在变，人群的面孔在变，但核心的悲剧却惊人地相似：愤怒、迷茫、哀求，最终归于一片死寂般的麻木。
起初，看到那些大多是二十啷当岁、一脸土气还未褪尽的小伙子们——1958年响应“大跃进”号召才从农村满怀希望招工进城的青壮年——拖着单薄的铺盖卷，茫然无措地被推搡着集中、登记、等待不知开往乡下卡车；看到他们因为不甘心、想问个明白而和干部争执，被轻易扣上“思想落后”、“抵制政策”的大帽子；看到他们中有人冲动地想反抗，却被更强硬的手段压制……李成钢心里也堵得慌。和他同期的这些老公安，哪个不是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看惯了人间百态？但这种大规模、强制性地人员遣散，依然让他们感到一种深切的荒谬和无力。
然而，现实是冰冷的磨刀石。次数多了，时间长了，连李成钢这样见惯了各种场面的公安，心头也渐渐蒙上了一层硬壳。执行命令成了机械的动作，维持秩序成了本能反应。那些愤怒的嘶吼、绝望的哭喊、领导们千篇一律的训斥，都成了背景噪音。私下里，老伙计们连抱怨都少了，顶多互相递根烟，叹口气：“唉，又是这活儿……” 然后默默扎紧武装带，准备迎接下一场“战斗”。这不是警校学员的稚气被磨掉，而是老民警特有的、带着疲惫和无奈的职业麻木。
李成钢对这种麻木是警觉的。他深知自己改变不了大局，但更不愿意成为某些人手里那把胡乱挥舞的刀。他给自己定了条规矩：“出工不出力”。命令来了，他就跟着队伍走，该站岗站岗，该警戒警戒。他的底线是防止大规模混乱和流血冲突。至于那些脱离群众、带着浓厚官僚气和不近人情的指令，他就成了“聋子”、“哑巴”，或者一个“笨手笨脚”的执行者。
他最看不惯的，是那些高高在上、只会念文件和扣帽子的GB。他们往往穿着整洁的中山装，在这个年月显得格外刺眼，嘴唇薄薄的，说起话来一套一套：“GJ困难，个人要服从大局！”“精简是为了更好的调整！”“你们这是为GJ做贡献，要心怀感激！” 口号喊得震天响，却对台下那一张张年轻而绝望的脸视若无睹。他们动动嘴皮子，就把最得罪人、最容易引火的脏活累活推给李成钢他们这些一线民警。他们的作风粗暴直接，不耐烦到了极点，任何一点拖延或疑问都可能招来劈头盖脸的呵斥和“落后分子”、“破坏生产”的大帽子。
于是，当看到某个特别脱离群众、作风尤其粗暴蛮横的GB，因为自己的言行不当或愚蠢指令眼看就要引爆一场不必要的冲突时，李成钢和他那两个同样憋着一肚子火的老搭档钟磊、易鑫一个眼神交错，心照不宣的小默契就启动了。他们总能找到些不起眼的法子，让这些不接地气的官老爷们也尝尝“现实”的滋味。
在某厂棚户搭建的临时遣散登记点，一个戴着眼镜、姓孙的年轻干部，为了追求“效率”和所谓的“整齐划一”，粗暴地呵斥着动作稍慢的工人，嫌他们拖拖拉拉耽误时间。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眼看就要炸锅。李成钢负责维持这一片秩序，动作“慢”了半拍。就在这时，性子急的易鑫“恰好”在维持另一侧队伍时用力推搡了一个抱怨的青工（其实并未真用力），那青工一个趔趄撞到前面的人，连锁反应下，最前面愤怒的小伙子猛地往前一冲。钟磊“眼疾手快”地想去拉，却“慢了半步”，孙干部猝不及防，被撞了个趔趄，脚下不知怎地绊到了地上的砖头（李成钢刚才似乎“无意”中踢歪了一块），整个人狼狈地摔了个屁股墩儿，眼镜飞了出去，精心梳理的头发也散了。“哎呀！孙干事小心！” 李成钢这才“如梦初醒”，一个箭步上前，用力（甚至有点过分用力）地把那小伙子拽开，大声呵斥：“干什么！冷静点！”钟磊则赶紧上前，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扶起灰头土脸的孙干部：“您没事吧孙干事？这地不平，人也乱，您可得留神啊。”孙干部又痛又恼，当着众人面丢了大人，指着小伙子要抓人，李成钢一脸为难：“孙干事，闹事肯定要处理！不过现在登记要紧，耽误了进度不好交代。您看，这么多人等着呢，要不先登记，这事我记下了，回头再严肃处理？”孙干事看着黑压压不满的人群和钟磊看似关切实则提醒的眼神，只能捂着摔疼的地方，憋屈地点头，那股子颐指气使的劲头顿时矮了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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