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上班，刘指导员就夹着那摞熬了一晚上精心修改的方案，脚步匆匆地去了街道办事处。他憋着一股劲儿，胸腔里仿佛揣着一团火，非得把这“教育改造”的深远意义和具体构想跟王主任掰扯清楚、落到实处不可。
可谈话只进行了不到一半，办公室里的气氛就像是结了冰。刘指导员引经据典，从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讲到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性，再阐述这“青年服务队”如何能成为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创新样板，他滔滔不绝，自觉理由充分，逻辑严密。王主任一开始还端着茶杯，偶尔“嗯”、“啊”地应付两声，但随着时间推移，她的眉头越皱越紧，脸上那点程式化的客气笑容都快挂不住了，手指下意识地在光亮的桌面上一下下地敲着，透出明显的不耐烦。
“刘指导员，”王主任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语气生硬，带着居高临下的审视，“你设想的这个服务队，初衷嘛，听起来是好的。但是，具体怎么操作，人员怎么管理，经费从哪出，效果怎么评估，街道有街道的全盘规划和统筹考虑！你们派出所，主要的职责是配合我们街道，抓好片区内的安全秩序，把人给我管住、看牢，别出乱子，别给我添麻烦！这才是你们的正差！至于这个服务队的管理权责归属，昨天你们所的李成钢同志来，我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必须以我们街道为主！这不是菜市场，可以讨价还价！”
刘指导员一听这话，心里那团火苗噌地又窜起老高，他急忙争辩：“王主任，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人员的组织筛选、日常的思想动态把控、教育转化的成效评估，这哪一样能离得开我们公安的专业力量？我们应该……”
“刘指导员！”王主任的声音陡然拔高，手中的茶杯“咚”地一声不轻不重地顿在桌上，溅出几滴褐色的茶水。她目光锐利地盯着他，像要看穿他似的，“我看你还没搞清楚状况！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你今天要做的，是向我，向街道办事处，汇报你们派出所打算如何配合、支持街道的这项试点工作！而不是在这儿，跟我坐而论道，商定这工作到底该怎么开展！基本的流程和层级观念，还需要我反复教你吗？”她顿了顿，语气更加冷硬，“你们公安分局没有领导吗？如果真要谈权责划分、谈联合主导，让你们分局派一个级别上能跟我对等的同志来谈！这点规矩，你都不懂？”
“身份对等”这四个字，像一根烧红的针，猛地扎进了刘指导员的心口。他浑身一激灵，这才猛地意识到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自己一个科级干部，在王主任这位正儿八经的处级干部面前，刚才那番踌躇满志的“高谈阔论”，在对方眼里，恐怕简直就是不懂规矩、越级妄议的笑话。光想着怎么把这件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好事办成，怎么把这帮走在歧路边缘的年轻人引回正途，怎么把这潜在的“工作成绩”做出来、把这“教育意义”凸显出来，却偏偏把这最现实、最硬邦邦的级别门槛和官场规则给忘得一干二净。一股混杂着羞惭、懊恼和无力的燥热“轰”地涌上脸颊，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所有准备好的道理和说辞，全都死死堵在了嗓子眼儿，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王主任……我……我不是那个意思……”刘指导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额头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行了，”王主任显然不想再跟他多费口舌，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直接下了逐客令，“今天的汇报就到这儿吧。回去跟你们张所长好好汇报汇报今天的情况。我呢，就等着你们公安方面拿出一个明确的、配合街道工作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她的语气似乎缓和了一点，但那股不容置疑、居高临下的意味反而更加浓重了。
刘指导员像是斗败了的公鸡，灰头土脸地夹着那份已然毫无分量的方案，灰溜溜地回了派出所，直接钻进了张所长的办公室。他带着一肚子憋屈和沮丧，把见面的经过，尤其是王主任最后那句“喊个对等的来”的原话，一字不落地复述了一遍。
张所长靠在椅背上，听着听着，眉头就锁成了一个疙瘩，手指烦躁地在木质扶手上敲打着。“啧！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就这么一个管教几十个小年轻的破事，屁大点功夫，怎么就能弄这么复杂？啊？”他猛地坐直身体，声音里透着火气，“还要惊动分局？让分局派人去跟街道谈？分局领导一天天日理万机，光是市局、区里的各项专项行动就忙得脚打后脑勺了，能为咱们这点鸡毛蒜皮、争权夺利的事儿去专门汇报请示？不够折腾的！我看啊，”张所长大手一挥，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下了决心，“干脆！就按老刘和老陈他们案件队的意见办！也别费那劲搞什么服务队了！重拳出击，从严从快！就挑最近跳得最欢、闹事最狠、有过前科的那几个，证据扎实点，该拘留的拘留，该报劳教的抓紧整理材料报送上去！扔劳教农场去！正好杀几只鸡，儆儆那群无法无天的猴子！这比弄那个虚头巴脑的服务队省心多了，效果立竿见影！劳教农场不一样是改造嘛！还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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