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深秋的晨雾还没散，克罗伊茨贝格区的老街就浸在一片素净里。
殡仪馆外的栗子树落了满地枯叶，风一吹，卷着白菊花瓣贴在黑色挽联上，上面印着的“赫尔曼?舒尔茨”这个名字，让来吊唁的人都忍不住放轻了脚步——谁都知道，这位躺在灵堂里的老人，曾是柏林右翼团体“老街守卫者”的领头人，年轻时带着人在街区里划定“界限”，排斥外来文化，尤其对东方事物带着近乎偏执的抵触，就连街区咖啡馆挂幅中国字画，都曾被他带着人找上门理论。
可没人能想到，赫尔曼的葬礼会打破所有人的预期。
没有传统的新教追思仪式，没有熟悉的德语挽歌，家属在门口贴出的告示上写着：遵照逝者遗愿，上午十一点将有太极快闪送行。
消息传开时，来吊唁的老街居民都愣了，几个当年跟着赫尔曼“守街区”的老伙计，攥着黑礼帽的指节泛白，低声嘀咕：“赫尔曼怎么会选这个？他以前见着东方的东西都躲着走。”
灵堂里很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在轻轻滴答。
赫尔曼的遗像摆在正中央，照片里的他头发全白了，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手里攥着半副太极剑，眼神没了往日的锐利，倒透着几分平和——那是他七十八岁生日时拍的，也是他晚年最常有的模样。
遗像前的白瓷花瓶里，插着几枝黄菊，青烟从香炉里缓缓升起，裹着家属的啜泣声，飘向两侧站着的人。
赫尔曼的女儿安娜攥着母亲伊丽莎白的手，指尖冰凉。
伊丽莎白靠在灵堂的木柱上，眼泪没断过，目光却总往门口飘，像是在等什么。
安娜看着母亲的样子，想起父亲晚年的转变，鼻尖又酸了。那是六年前，赫尔曼在老街的广场上跟人起了争执，情绪一激动突发心梗，送到医院后，医生说要静养，不能再动气。
出院回家后，赫尔曼像变了个人，不再跟人争论“街区界限”，每天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着对面公园里一群人打太极。
那群人的领头人，是傅振嵩的再传弟子李建国，十年前从中国来柏林，在老街开了家太极馆。
傅振嵩是民国时期的太极名家，擅长将太极与武术融合，讲究“以和为贵，以柔克刚”，李建国把这理念也带到了柏林，来学太极的不仅有华人，还有不少老街的德国人，其中就有艾玛的后人——艾玛是上世纪柏林有名的汉学家，曾翻译过不少中国典籍，她的孙女索菲亚，如今是李建国太极馆里学得最认真的弟子之一。
一开始，赫尔曼对太极满是抵触。
有次索菲亚带着太极服经过他家楼下，赫尔曼还探出头呵斥：“别把外来的东西带到老街来。”索菲亚没跟他争辩，只笑着说：“舒尔茨先生，太极不占地儿，还能静心，您要是没事，也可以去看看。”可赫尔曼没理她，转身就关了窗户。
真正让赫尔曼改观的，是那年冬天的一场雪。
李建国带着弟子们在公园扫雪，赫尔曼拄着拐杖在旁边看，不小心脚下一滑，眼看就要摔倒，李建国快步上前，用太极里“卸力”的手法轻轻扶了他一把，没让他摔着。
赫尔曼愣了愣，想说谢谢，又拉不下脸，只憋出一句：“你这手法，跟打架不一样。”李建国笑了，说：“太极不是打架的，是养身的，更是修心的，就像这雪，落下来软，却能盖掉棱角。”
那天之后，赫尔曼每天都会去公园看太极。
他看见李建国教弟子们练“十字手”，左手从胸前缓缓探出，右手跟在其后，两掌交叉时掌心相对，动作轻柔得像一片云；看见索菲亚练“云手”，脚步迈得稳，手臂舒展得像飞鸟展翅，没有一点戾气。
有一次，李建国看见他看得入神，主动走过去，递给他一杯热茶：“舒尔茨先生，要不要试试？‘十字手’最简单，能练肩颈，还能静心。”
赫尔曼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点了头。
他学得慢，左手总是抬不到位，李建国就耐心地帮他调整姿势，用德语慢慢解释：“‘十字手’讲究‘阴阳相济’，就像人与人相处，要互相包容，不能总想着争高低。”
索菲亚也常来帮他，跟他讲艾玛当年翻译中国典籍时说的话：“和平从来不是靠划分界限得来的，是靠互相理解。”
赫尔曼渐渐听进了心里。
他不再排斥东方文化，每天准时去公园练太极，从“十字手”到“云手”，再到简单的太极剑，动作从僵硬到熟练，脾气也越来越温和。
有次老街的华人商户跟德国居民起了矛盾，赫尔曼还主动去调解，说：“以前是我糊涂，总想着划界限，其实大家住在一起，和和气气的才好。”去年冬天，他还让安娜去太极馆，跟李建国说：“我要是走了，就请你们来送我，用太极，别搞那些吵闹的仪式。”
“咚——”十一点整，灵堂外传来一声轻响，是李建国手里的太极剑轻轻点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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