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深秋，北方的风已带着刺骨的凉，卷着枯黄的落叶贴在玻璃窗上，又被往来的行人不经意间蹭落。
东京都世田谷区的一家私人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被窗台上那盆常青藤悄悄中和了些，96岁的古井喜实躺在病床上，枯瘦的手搭在薄被上，指节凸起如老树枝，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轻微的起伏，像风中摇曳的烛火，随时可能被一阵风熄灭。
病房里很静，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滴滴”的轻响，规律得让人心里发紧。
守在床边的，是古井喜实的独子古井明彦，50多岁的他眼眶通红，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的古井喜实不过20出头，穿着褪色的军装，却没戴军帽，嘴角带着青涩的笑，双手在胸前比着一个不标准却坚定的“十字手”，身后是断壁残垣，却能看见几个孩童躲在他身后，眼里满是依赖。
“爸，医生说您……您要是有想说的话，就跟我们说说吧。”古井明彦的声音带着哽咽，他知道父亲的时间不多了，这些年，父亲总在深夜对着这张照片发呆，嘴里念叨着“十字手”“刀”“孩子”，却从不愿跟家人细说当年的事。
古井喜实缓缓睁开眼，浑浊的眸子里先是闪过一丝迷茫，随即落在儿子手里的照片上，嘴角慢慢牵起一抹微弱的弧度。他动了动手指，像是想触碰照片，古井明彦立刻会意，把照片递到父亲的手边。枯瘦的手指轻轻拂过照片上的“十字手”，古井喜实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明彦赶紧凑过去，把耳朵贴在父亲嘴边。
“找……摄像机，我要录……录点话。”断断续续的声音从父亲嘴里传来，古井明彦愣了一下，随即立刻点头，转身就往病房外跑，连外套都忘了拿。
半个多小时后，摄像机架在了病房的角落，镜头对准了病床上的古井喜实。
明彦找来了父亲的老战友佐藤一郎，还有当年被父亲救过的中国老人王建国——王建国得知古井喜实病重，特意从上海赶来，这些天一直守在医院附近，就怕错过见老兄弟最后一面的机会。
此刻，王建国坐在病床另一侧，紧紧握着古井喜实的另一只手，眼眶里的泪水始终没掉下来。
“准备好了吗，爸？”古井明彦调整好摄像机，轻声问道。
古井喜实点了点头，明彦按下了录制键。
一开始，古井喜实的声音很轻，还带着些颤抖，得凑近了才能听清。他说起1943年的夏天，那时他才24岁，被征召入伍，跟着部队到了中国的华北。“那时候的我，脑子里全是‘效忠’‘使命’，根本不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
他的目光飘向远方，像是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直到有一天，我们部队到了一个小村庄，村里的人早就跑光了，只剩下几个没来得及走的老人和孩子。”
他说，那天有个日本兵举着刀要砍向一个才五六岁的孩子，那孩子吓得缩在墙角，手里还攥着半个窝窝头。“我当时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下子冲了过去，用双手在胸前比成了十字，挡在了孩子面前。”
说到这里，古井喜实慢慢抬起手，尽管身体虚弱，手臂抬得有些艰难，但他还是一点点调整姿势，将双手在胸前交叉，形成了一个标准的“十字手”——左手在前，右手在后，手指伸直，掌心对着前方，就像当年那样。
“那把刀就停在我眼前，离我的胸口只有几寸远。”他的声音里多了些起伏，“我跟那个兵说，孩子是无辜的，不能杀。他骂我‘叛徒’，还踹了我一脚，把我踹倒在地上，可我爬起来后，还是挡在孩子面前，还是这个十字手。”
王建国听到这里，终于忍不住掉了眼泪。他擦了擦眼泪，轻声补充道：“老井，你还记得吗？那个孩子，就是我的小侄子。后来是你偷偷把我们几个人送出了村子，还塞给我们干粮，让我们往山里跑。”
古井喜实对着王建国笑了笑，点了点头，又继续说起后来的事。他说，从那天起，他就常常偷偷用“十字手”挡下战友的刀，护住那些无辜的百姓。
有一次，为了护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他被战友砍了一刀，刀伤在左臂上，至今还留着一道长长的疤痕。“那道疤我记了一辈子，不是因为疼，是因为它提醒我，我挡住的不是刀，是一条人命。”
他说，直到1945年，我在北平遇到了恩师李天骥，他比我大九岁，教会我全套的杨式太极拳。原来我的“十字手”就是冥冥之中学会的。战争结束后，我得知在东北的父母已经双亡，我就带着李天骥师傅回到了家乡广岛。并在叔叔的帮助下，居住在长岛市郊的一个小院。开始了学习太极，教授太极的人生。可以说，没有恩师的教诲，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和名气。
1955年，李师傅应召回国后，我继续在广岛教授太极，成为日本太极拳的传人之一。并当地的学校里教中文，也教孩子们要记住和平，不要忘记战争的苦难。“那时候总有人问我，你一个日本人，为什么要教中文？我就跟他们说，我是一个日本人，但我更是半个中国人，是人就该守住良心，守住对生命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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