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晚，云南人，打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多了什么，是能听见一些声音，看见一些影子。小时候院子里玩，我跟小伙伴说：“那个扎红头绳的小妹妹又来了，蹲在花坛边上看咱们呢。”小伙伴们回头看半天，说哪有小妹妹？你瞎了吧？几次之后，我就不说了。可我心里清楚，她就在那儿，歪着头，眼睛黑洞洞的。
后来我长大了，嫁了人，生了孩子。那种“不一样”一直跟着我，像影子，甩不掉。最让我害怕的不是看见，是我每次感受到什么，不出两天，电话准响。电话那头，准是某个亲戚走了的消息。我像一根天线，专门接收“谁要走了”的信号。
生孩子那年，我二十七岁。孩子出生十来天，晚上我值夜。老公在旁边打呼噜，我把床头灯调暗，靠在床头翻小说。婴儿床就在我手边，孩子睡得很沉，小胸脯一起一伏的。屋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翻书的沙沙声和老公时高时低的呼噜声。
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不对劲。呼噜声旁边，多了一个声音。不是呼噜，是喘息，很急，很重，像有个人刚跑完长跑，蹲在墙角大口大口地倒气。那声音就在我床边，就在婴儿床和我之间的那个位置。我浑身的汗毛竖了起来，慢慢放下书，眼珠子往那边转——什么都没有。只有空气，只有灯光下飘浮的微尘。可那喘息声清清楚楚，一下一下，像有人贴着我耳朵在喘。
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小声问：“谁？你是谁？有什么事？”那个声音不理我，继续喘。我感觉他就那儿，他能看见我，我能感知到他，可我们之间隔着一层东西，他听不见我说话。那种感觉像隔着一层厚玻璃，他在那边，我在这边，看得见，摸不着。持续了大概一两分钟，那声音忽然消失了。像被人关了开关，一下子，屋里只剩老公的呼噜声。我躺在那儿，心跳得厉害，一整夜没合眼。
第二天下午，电话响了。表叔打来的，哭哭啼啼地说，我表哥志远昨晚十二点多出了意外，走了。才二十多岁。表哥从小跟我走得最近，我知道是他，他来看我了。可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听不见我说话？他是不是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了？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就像后来那件事——姨妈头七回魂那天，她回来啃甘蔗。
那年我十二三岁，住在父亲那边的表亲家。房子很大，一楼，门口有个小院子。表姐小芸和姑姑他们在院子里乘凉聊天，我一个人在客厅看动画片。电视里放着《花仙子》，我看得正入神，忽然听见后院窗户那边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那声音脆生生的，很有节奏，咬一口，嚼几下，“噗”地吐出来，然后又咬一口。分明是有人在啃甘蔗。而且是个女的，吐甘蔗渣的时候带着一种很随意的“噗噗”声，像是很放松地在享受。
我第一反应是表姐小芸偷偷跑到后院吃甘蔗不叫我。心里有点不高兴，蹑手蹑脚地走到后窗户底下，蹲下来，想抓她个现行。脑袋慢慢探出去，往窗户外面一看。
不是我表姐。
是个女人，蹲在墙根底下，手里握着一截青皮甘蔗，正大口大口地啃。她的头发梳着老式的发髻，乌黑油亮，紧紧地贴在头皮上。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斜襟褂子，盘扣从领口一直扣到腋下，料子发亮，不像这个年代的人穿的。月亮很大，照在她脸上，清清楚楚——那是我姨妈淑芬。我妈那边的亲戚，住在离这儿上千公里外的城市。我前两天刚到表亲家的时候，我妈还专门打电话来说过：“你姨妈走了，走之前一直念叨你，说想见你。”
姨妈去世了。头七还没过。
我蹲在窗户底下，浑身僵硬，手搭在窗台上，冰凉的。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把我的手照得惨白。姨妈没有抬头，继续啃甘蔗，“嘎吱，嘎吱”，一口一口，嚼得那么香，吐渣的声音那么随意。甘蔗渣从她嘴里吐出来，落在墙根的黑土上，白花花的。她的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握着甘蔗的手腕上戴着一只翠绿的玉镯，在月光下微微发亮。那只玉镯我认得，她戴了二十年，从没摘下来过。
我想喊她，嘴张开了，可嗓子眼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发不出任何声音。我想跑，腿软得像灌了铅。我缩回头，蹲着往后退了两步，然后连滚带爬地跑回沙发后面，蹲下来，抱着膝盖，浑身发抖。牙齿磕得咯咯响，下巴酸了都停不下来。
表姐小芸从院子里进来，看见我缩在沙发后头，奇怪地问：“你干嘛呢？怎么蹲那儿？”我拉住她的手，说不出话，只是使劲攥着，指甲掐进她手背里。她后来跟我说，我的手冰得像铁，抖得跟筛糠一样。
我没敢告诉她我看见了什么。直到在表亲家住了七八天，要走了，临走那天晚上，我才小声地跟她说了。表姐比我大两三岁，也还是个孩子，听完愣了半天，嘴张着，眼珠子一动不动。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着我们的脸，惨白惨白的。她结结巴巴地说：“是不是……是不是你姨妈想你了，回来看你？”我点点头。她也点点头。两个人在黑暗中坐了很久，谁也没再说话。院子外面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又远又闷，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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