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慢慢长大，那种“听见”和“看见”的本事一直跟着我。有时候是半夜听见有人在屋里喘气，有时候是梦里梦见某个亲戚站在老房子门口冲我笑，有时候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就是心里忽然“咯噔”一下，像被人从胸口拔掉了什么东西。每次这样，不出两天，电话准响。我学会了在电话响之前就做好准备。把声音放轻，把眼泪收好，把该说的话在心里默默说完。
那些人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只有姨妈回来了一次，蹲在墙根底下，吃甘蔗。她吃得那么香，好像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甜的东西。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告诉我，她到了那边，什么都好，还有甘蔗吃。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知不知道，我就蹲在窗户里头，隔着一层玻璃，离她不到两米。
花盆里的孩子
我叫刘建国，六九年那年十七岁。那场运动轰轰烈烈，我是红卫兵小队长，带着一帮人抄家、砸四旧，什么都敢干。金砖、金条、袁大头，什么没见过？名人字画一摞一摞往外搬，唐伯虎的、郑板桥的，捆起来跟捆柴火似的。那个年代的人不一样，没人私拿，全充公。
可有一户人家，我没拿金条，没拿字画，偏偏看上了一盆花。
那盆花摆在堂屋正中，老大的花盆，像个水缸，青灰色的缸壁上刻着缠枝莲纹，口沿处缺了一个口子。里面种着一棵龟背竹，叶子油绿油绿的，比蒲扇还大，叶面上裂开的口子像刀刻的一样。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的花。我爹爱养花，我就惦记上了。走的时候跟带队的说了一声，也没人拦我，我就搬上了借来的三轮车，一路蹬回了东城的家，累得满身大汗。三轮车在路上颠，花盆里的土洒了一路，黑乎乎的，带着一股说不出的腥味。
花盆就摆在院子里。老邻居都来看新鲜，说我爹有福气，说我这孩子孝顺。我爹脸上挂笑，端着茶缸子蹲在花盆跟前看了半天，伸手摸了摸那油亮的叶子，说了句：“这东西，养得可真壮实。”那叶子在他手心里凉凉的，像摸着一块冰。
可第三天晚上，出事了。
邻居孙国梁半夜起来上厕所，端着尿盆往外走。月色底下，他看见西墙根蹲着一个小女孩。孙国梁后来说，那孩子也就两三岁大，穿着一身洋装，蓬蓬袖，小圆领，领口绣着一圈细碎的花边，像是老照片里的童装。头发梳着两个小揪揪，用红头绳扎着，规规矩矩的。她蹲在墙根底下，两只手抱着膝盖，一动不动，像一尊瓷娃娃。他以为是谁家孩子跑出来玩了，端着尿盆走过去，刚要问，那女孩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月光照在她脸上，白得像纸，嘴唇却是红的，红得发暗，像涂了一层干了的血。她嘴角微微往上翘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然后“嗖”地一下跑了。不是跑的，是飘的。孙国梁说，那孩子脚下的速度，快得不像话，眨眼的工夫就到了院门口，再一眨眼就没了，只留下一串细微的“嗒嗒”声，像小脚丫踩在青砖上，越来越远，越来越轻。他端着尿盆站在院子里，愣了好一会儿，手心里的搪瓷盆冰得他手指头发麻。他低头看了一眼，尿盆里的水晃都不晃。那声音太轻了，轻得像风吹过纸片。
他没敢跟人说。可这种事瞒不住。
第二天，对门的李大妈说她半夜听见院子里有小孩笑，咯咯咯的，笑得人头皮发麻。第三天，后院的赵桂兰说看见一个小影子在窗户底下跑来跑去，那影子没有头，就是一个圆圆的黑团，在地上滚。第四天，有人发现那孩子站在了自家窗台上，离玻璃不到一尺，歪着头往里看。她的脸贴在玻璃上，鼻尖压得扁扁的，呼出的气在玻璃上凝成一小片白雾。屋里的人吓得从床上滚下来，连夜把红纸贴满了窗户。
院子里炸了锅。可那年代谁敢说“闹鬼”？那是封建迷信，那是牛鬼蛇神，说了就完蛋。大家只能忍着，晚上早早关门，拉上窗帘，灯都不敢开太亮。院墙上挂了红布，窗户上贴了红纸，说是“破四旧”，其实是为了壮胆。我爹那几天脸色一直不好，吃饭也不说话，筷子夹菜的时候手微微发颤。我问他怎么了，他看了我一眼，又看看院子里那盆龟背竹，说：“那花，是不是不该往家搬？”
我没吭声。心里已经有点发虚了。那盆龟背竹还是那么绿，绿得不正常，绿得发黑，像从墨汁里捞出来的。叶子比搬来的时候又大了，大得像要把整个院子遮住。晚上起风的时候，那些叶子哗啦哗啦地响，像有人在说话。
又过了两天，我实在坐不住了。那天月亮很亮，亮得院墙上的影子都清清楚楚。我等家里人都睡熟了，拿了把花铲，摸到那盆花跟前。花盆很大，土也深，我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一铲一铲地往下挖。土是湿的，黏糊糊的，挖出来的泥有一股腐烂的甜味，像糖放坏了。铲了没多深，铲子碰到了软乎乎的东西。不是石头，不是树根，是布。已经烂得不成样子的布，湿漉漉的，黏在铲子上，扯都扯不下来。我伸手进去一摸，指尖碰到的东西又凉又滑，像冻过的肉。我咬着牙继续往下挖，月亮照进坑里，照出了一个小小的骷髅。巴掌大的头骨，眼眶黑洞洞的，对着我，像是在看。牙齿还在，细细小小的，整整齐齐，像一排还没长全的乳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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