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时代的锅，不是发掘的锅。
最后一点就是材料整理一拖再拖，从发掘到出报告，原始资料有一定散失。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毕竟，1956年发掘的定陵，发掘报告到1990年5月才出版。
这也是被特定的历史时期耽搁了。
定陵的发掘之所以被媒体广泛关注，成为无良公众号自媒体引流的首选之地，完全就是因为定陵牵扯到的名人太多，而且还有全网黑的郭老的存在。
作为后辈，对一个在共和国成立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都应该心存敬畏之心，而非人云亦云地去去指责去谩骂。
至于郭老的历史功过如何，对方今年六月份才离世，他一个后辈就不去评述了。
他只需要关心自己眼前的这这档事。
然而，苏亦的这些感触是没法跟黄玉治说的，因为太敏感了。
他只能从博物馆方面说起来。
“定陵博物馆，好像能说的不多，因为整个定陵遗址都属于博物馆的范畴，都不需要特意去建造专门的陈列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遗址博物馆，这个方面，咱们河宕遗址能参考的不多。”
苏亦实话实说。
黄玉治却皱着眉头，“话虽如此，但小苏，你要是写论文的话，应该不会这么写吧？你的参考文献呢？你的创造性概念呢？这一切，不是应该从论述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开始的吗？你要说明遗址博物馆是怎么来的，你要论述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重要性，咱们河宕遗址才有可能建立遗址博物馆，我说的对吗？”
对于黄玉治的话，苏亦是认同的。
没有学术理论去支撑，一拍脑门就去建立博物馆，上级部门凭啥允许？
全国各地需要建立博物馆的地方多了去了。
这年头，遗址博物馆太少了。
就连兵马俑都要到79年才建好。
到了后世，满打满算就一百来个遗址博物馆，分不到每一个遗址一个的。
就算广东范围内需要建立遗址博物馆的地方也不少。
比如着名的马坝石峡遗址，比河宕遗址更加出名，都被苏秉琦先生重点说明了，成为其区系类型说理论的重要一环节。
省内文物部门凭啥不在石峡遗址建立遗址博物馆，就偏偏要在河宕遗址建立？
这一切都是去论述，去说明，去强调它的重要性以及特殊性的。
如果后世，稍微对博物馆学有点关注的话，都会听过遗址博物馆这个词汇，然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听到黄玉治的提问，大家也都下意识望向苏亦，都好奇，他会怎么回答黄副馆长的问题。
之前，苏亦在成果展上的表现太惊艳了。
大家对于他的期待就越发高。
就算黄玉治也是如此，他都想知道这小子是不是昙花一现，还是万古长青。
嗯，万古长青可能有点夸张，延绵不绝，花开不败，还是要做到的。
这一刻，大家都在期待他的答案。
就连杨式挺也是如此。
不过，他跟黄玉治等人不一样，他主要还是担心苏亦，他担心苏亦小小年纪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过早的承担这些本不该属于他的责任。
所以，还没苏亦说话，他就说，“小苏，你不要着急，论述报告也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如果没有想清楚的话，这事可以缓缓。”
这个时候，站在旁边，始终不说话的古运权也说话了，“是的，苏亦学弟，这事急不来，就算没有把握做成这事也不丢脸，真要是觉得压力大，缓一缓也没有问题，但不能逞强，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黄馆长在这里，你不妨直说，没事的，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这家伙，表面一副关系苏亦的模样，但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意思，白痴到知道是怎么回事。
虽然，他跟杨式挺都是劝苏亦缓一缓，但他更加过分，打着关心苏亦的名义，直接让他放弃了。
听到这话，苏亦笑了，“古师兄，我可以的，有劳你费心。”
不理会古运权羞愤的目光，又给了杨式挺一个放心的眼色。
面对黄玉治的问题，苏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黄馆长的话确实提醒了我，现阶段，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遗址博物馆是露天博物馆的一种，包遵彭的《博物馆学》就认为，资料之保存在户外者，称户外博物馆(野外博物馆)，其中包括:民族园、遗址、公园、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名胜古迹、文化遗迹保护园。”
“所以你认为遗址博物馆是起源于露天博物馆？”黄玉治问，“包遵彭是什么人？他的说法可靠吗？毕竟，一家之言，说服力并不强。”
包遵彭是谁？
苏亦能告诉黄玉治，这是台北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吗？
不能。
这年头两岸关系还没破冰呢。
所以他说，“也不是一家之言，除了包遵彭之外，费畊雨，费鸿年36年出版的《博物馆学概论》一书中，认为室外博物馆是与古庙、史迹、名胜以及天然纪念保存事业有关连的一种施设，随后又指出各国的史迹保存及天然纪念物保存就可说是室外博物馆的一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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