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五万人对于俄国和法国这样的陆权国家来说，算不得特别大的数目。
但是要知道，对于英国这样的海权国家，即便是在拿破仑战争最白热化期间，英国的常备陆军都没有超过20万人，也就是说，不列颠足足分出了20%的军队去了南亚次大陆。
而亚瑟恰恰也看中了这一点，他心里明白，不管是什么国家因为什么样的理由盯上了印度，都会引起白厅的神级紧张。
虽然他编写的那份看起来就很可疑的行军计划经不起细致的推敲，但是亚瑟非常肯定的一点是：没有人会细致推敲这份报告。
光是一些关于俄国人觊觎印度捕风捉影的猜测，就足够引起不列颠社会上下震怒了。
在法国七月王朝政府被国内反对派搞得焦头烂额的当下，不列颠与潜在的欧洲第一陆权强国俄罗斯关系交恶只是时间问题。更别提，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俄国对印度威胁远比法国更直接这一点了。
等到那个时候，出任过驻俄文化参赞，并且颇具‘先见之明’指出这一点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势必会得到内阁的重视。
不管怎么说，至少在政治领域，不列颠向来是物尽其用的，他们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位俄国专家呢？
更重要的一点是，虽然远在彼得堡，但是亚瑟通过定期邮寄的伦敦报纸已经敏锐观察到了英国社会正在酝酿的反俄情绪。
这会儿可不是拿破仑战争刚刚结束那会儿，伦敦的纸媒上已经见不到对于神圣王亚历山大一世的赞美，转而出现的是各种指责新沙皇藐视波兰宪法，残忍镇压波兰起义者的论调。
在亚瑟的授意下，《经济学人》在最新一期中针对这个问题刊登了自称波兰流亡军官的赫斯廷戈夫先生的社论。
赫斯廷戈夫在文章中对沙皇尼古拉一世大加批驳，他在文中指出，自1815年维也纳和约签订后，波兰成为半自治的俄属波兰王国，俄国沙皇兼任波兰的立宪国王。
在《1815年波兰宪法》中，前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经许诺给予波兰人言论、出版、宗教信仰和人身不可侵犯的自由。
但是没过多久，俄国便在波兰废除新闻自由，引入了预防性审查制度，还公然暂停集会自由，干涉政府事务、禁止国民共济会和之后的国民爱国协会，逼迫改革派辞职并羞辱惩罚波兰军官。
而在尼古拉一世继位后，这位新沙皇甚至废除了波兰议会的程序公开性，并在1826年和1830年，借十二月党人事件和比利时革命，多次表现出取消波兰自治权的想法。
尼古拉一世口口声声向国际社会宣布波兰起义者是国家叛徒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的，更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
若非如此，当华沙沦陷之后，俄军统帅帕斯凯维奇做的第一件事就不会是进入议会秘密销毁波兰宪法的原本和副本了。
沙皇之所以急于这么做，为的便是想要厚着脸皮向国际社会宣布他从未给予过波兰王国应该享有的那些自由。
有了赫斯廷戈夫带头，《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火力全开，其炮火覆盖密度远超当年的利物浦旅馆枪击案。
《西伯利亚的文明使命：流放地的镣铐产量已超莫斯科大学文凭》
《俄国谷物喂养了伯明翰工人，而他们正锻造着禁锢俄国的锁链》
《高加索的贸易账本：征服车臣的山地成本已超印度殖民地的十倍收益》
《波兰的血与伏特加经济学：评沙皇用哥萨克军刀征收的维斯瓦河关税区》
作为一份新锐杂志，或许《经济学人》的影响力和发行量远远赶不上老派的《布莱克伍德》与《爱丁堡评论》以及它的长辈《英国佬》，但《经济学人》的受众群体却非常的有意思。
不知道是因为名字起得好，还是由于有着约翰·密尔、雅各布·李嘉图等一系列英国经济学界新锐人物，或是追随杰里米·边沁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撰稿人们提供稿件，总而言之，《经济学人》正在迅速成为伦敦金融城股票经纪人们维持其专业形象的一部分。
因此，即便这份杂志传播范围不大，但是它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
而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便是，那群因为愤怒于帕麦斯顿子爵对俄政策的英国商人们对新一期的内容大为满意，并主动找上了《经济学人》编辑部，一口气付出了抵得上这份杂志数月利润的支票，并暗示只要继续输出此类文章，他们愿意持续维持相当数额的赞助。
对于这群绅士们的意见，《经济学人》自然是欣然接受。
当然，这不仅仅是看在英镑的份上，虽然这笔钱确实填补了股东们由于创办《自然》杂志产生的利润亏空，但是必须澄清的是，《经济学人》刊登这些文章主要是由于它们是一份“独立的、不偏不倚的、客观的、公平的、拥有自由主义灵魂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杂志。
而赋予这份杂志如此高贵品格的，则是它的两位重要创始人和大股东，顽固的反俄分子本杰明·迪斯雷利先生以及嫉恶如仇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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