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可惜的是，他在皇家海军习以为常的抓壮丁入伍（强征制度）上碰了钉子。
虽然格雷厄姆在这项制度上连踹了好几脚，但最终依然没能废除这项老传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绩斐然的大臣，却因为在爱尔兰问题上与辉格党团意见不同而去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况且在亚瑟看来，格雷厄姆反对《爱尔兰教会世俗事务法案》的论点确实有一定道理、
格雷厄姆认为：不列颠和爱尔兰政治联合的根基，便是以教会为纽带。任何对教会体制的干预，都可能动摇大厦根基，最终导致联合的瓦解。
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格雷厄姆的观点显然令人难以接受。
但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为了促进不列颠和爱尔兰走向联合，以国教圣公会对爱尔兰进行逐步同化绝对是有必要的。哪怕这个同化的过程十分缓慢，甚至有侵犯宗教自由这样基本人权的嫌疑，但是哪怕要花上一两百年的时间，这项工作也得做下去。
而格雷厄姆等人的去职也不仅仅是辉格党损失了几位得力干将这么简单，因为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曾经长期充当着辉格党内的粘合剂。
像是格雷厄姆这样相对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在辉格党内既可以与“过于有主见”的布鲁厄姆勋爵和达拉莫伯爵说上话，又可以与帕麦斯顿子爵这样老谋深算在托利党与辉格党之间横跳的老江湖搭上茬。
至于为什么要特意把布鲁厄姆勋爵与帕麦斯顿子爵拎出来说呢？
那自然是因为这两个人非常的不对付。
帕麦斯顿子爵与布鲁厄姆勋爵的过节甚至在亚瑟还没降生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便开始了。
那是1806年，当时帕麦斯顿刚刚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拿到文学硕士的学位，恰巧碰上首相小皮特不幸因病去世，为此剑桥大学不得不忍痛挥别这位两度出任首相、前后执政长达20年的杰出校友，并重新选出一位代表剑桥大学新议员。
在不列颠，剑桥和牛津的议员席位向来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年轻的帕麦斯顿很难对此不动心。
但不幸的是，对这个位置动心的可不止他一个，与当时籍籍无名的帕麦斯顿相比，同样年轻但看起来更有前途的斯宾塞勋爵、阿尔索普勋爵和佩蒂勋爵显然更吸引人的注意。
当时正担任卡洛琳王妃私人法律顾问、已在不列颠政坛颇有声望的布鲁厄姆勋爵就曾给剑桥大学的麦考莱勋爵写信，明确表达了他对帕麦斯顿的竞争对手佩蒂勋爵的支持。
布鲁厄姆勋爵在那封信中难掩对帕麦斯顿的轻蔑态度：候选人之一的帕麦斯顿，一个月前才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缺乏胜任这一职位所需的一切素质。我清楚地记得曾在爱丁堡见过他，当时他在爱丁堡大学上了几年大学，后来又转学去了剑桥。正是由于我对他的家庭和他自身的了解，所以才更令我百倍期望佩蒂能在剑桥选区获得成功。帕麦斯顿的家族极端反对废奴主义，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敌。而且我认为，这个年轻人实在太自我了。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来参加竞选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所有充满野心的目标中，廷臣的生活是最辉煌的。如上所述，你难道不觉得朋友们有着更多理由来竭尽全力支持佩蒂击败帕麦斯顿吗？
因此，如果细数二人之间的梁子，实际上都已经结下快三十年了。
而在1809年，年仅25岁的帕麦斯顿被首相珀西瓦尔委以军务大臣的重任，负责监督指导军队、民兵和志愿军的所有账目，并且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19年。
如果撇去亚瑟与帕麦斯顿的私人恩怨不谈，亚瑟必须公道的说，帕麦斯顿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干得相当不错。
帕麦斯顿在任期间，一直致力于提高军队效率，而且就不列颠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表现来看，英国陆军确实很少在后勤补给方面出问题。只不过，由于长期在战争部任职，帕麦斯顿也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套热衷于拥护国家权力和军事力量的政治风格。
而且从那时起，他独断专行的脾气便已经初见端倪，虽然当时他只有二三十岁，但他却从不愿意在与两任英国陆军总司令大卫·邓达斯爵士和约克公爵的斗争中让步。
当时的英国战争部远远不是一个如同今日各国国防部那样显赫的部门，许多老派军官都认为战争部纯粹是为了执行总司令命令而创立的辅助部门。但帕麦斯顿却固执的拒绝以这种观点看待自己的部门，为了让战争部的权威得到确认，年轻的帕麦斯顿常常会和大卫·邓达斯爵士、约克公爵吵得脸红脖子粗，甚至不惜闹到国王陛下面前去。
而在战争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帕麦斯顿又打算在议会更多的发挥自身的作用。
只不过他刚刚生出了这个念头，便在议会撞见了一位对他口诛笔伐的老对手——布鲁厄姆勋爵。
按照帕麦斯顿自己的话说：“这位可敬而学富五车的官员对我进行了指责，我当然无法反驳这位值得尊敬的绅士本人。因为他很少用自己的观点来干扰下议院的工作，并且在所有事件中谨言慎行，不愿与人争辩，也不对宪法发表长篇大论。所以我决定让自己专心于手头的事务，专心于今年的军队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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