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满仓摇了摇头，没有说话，王瑞林敏锐地感觉到他有话要说，这些天来，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事俺和满仓合计过”，“俺问过满仓”，“要不，找满仓商量商量”，好象地头种植的果树苗和他有关，四队的小菜园的水囤、水车和他有关，沟沟坎坎里种植的中药材也和他有关，酿醋卖和他有关，那个赖货和他有关，供销社的吴主任更和他有关，似乎他们中间订立了什么协议，而对于这个王满仓，自己却一无所知，他感觉到王满仓就是一个谜。
对于王瑞林的“逼问”，王满仓也只能说出了他的实话：目前状况下，让县里出资修建这么大的水利工程，不可能。一是上面对于各项工程建设实行了严厉的审批制度；二是如此大的工程没有国家投资，仅靠县级财政，恐怕难以实施；三是过去大搞的一些水利工程成了摆设，国家对于同类新上工程的审批更慎重；四是为了四千口人、一万亩土地，而耗资巨大地进行这样的建设，恐怕审批下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应该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决定经济决策吧。”王满仓有保留地说出他的见解，让这个主抓经济建设的经委副主任，自认为是专家型干部的王瑞林大吃一惊。这个王满仓竟然是个读书看报的社员，是个读过《资本论》的社员，而他同时又是一个地主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