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了这么多，可以看到，不管是龙女还是其他，都是突出一个侠义形象，特别是侠义女性形象，作为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侠义小说的发展阶段，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当然，其实古典小说中这样的侠女形象还有很多，如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小说的两个高峰中的代表作，虽然产生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但是二者在刻画侠义女性形象时在不同程度上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二者又同时呈现着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
的确，我们以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两部中国古代文学小说的代表作为例，以其中的侠义女性形象为研究蓝本进行研究的话，可以看到它们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的侠义女性形象简介及分析，主要谈二者在女子形象塑造方面的异同。
相同之处在于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受到压迫和歧视，但是她们不甘命运，大胆追求爱情和身上具有的善良、坚韧的传统美德。
不同之处则从人物个人身份、行侠方式和人性化精神三方面展开讨论。
第二部分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的侠义女性形象形成原因比较。
文章先分别分析两部作品各自的主要影响因素:尚侠的风气主要受到社会政治历史背景的影响;而固化到女性性格中的形象则多受作者个人经历的影响。
随后又提出了两者共同的背景因素，即社会的不稳定和对过去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部分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侠义女性的命运模式的比较，主要围绕着女侠们最后尴尬与无奈的归宿进行展开分析。
最后分析了二者中的侠义女性形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即对后世文学作品尤其是侠义小说发展的影响。
唐传奇中侠义女性形象第一次成为文人笔下重要的描写对象，并开始注重从女性特质角度塑造女性形象，而这些也为后世所效仿学习。
而《聊斋志异》中则把侠义思想首次引入两性关系、婚育子嗣这一特殊领域，开创了以性行侠的行侠方式。
然而这个突破却没有继响，因此在蒲松龄之后再没有文人塑造这样的女侠形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武侠小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小说类型中极为重要的一大类别。
自古至今，武侠小说一直流传不衰。
它与其它所有文学类型一样，都有自己独有的文化内涵。
武侠小说的文化基因来自于中国传统的游侠精神，其文化主体也是中国民间的大众文化。
但它在长期的流传发展中，不断地吸纳各种文化元素，加深自己的文化色彩，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侠文化。
就像之前提到过的，自古以来，侠文化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中国的侠文化由来已久，它的渊源可以最早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侠”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韩非子指出了侠“以武犯禁”的特征，他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诠释“侠”的，所指出的只是“侠”的好武斗勇、目无法纪的一面。
与其相对的，西汉司马迁首次给“侠”立传，并明确地为“侠”下了定义。
他说:“救人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太史公自序》)“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能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列传》)
从司马迁的阐述及所描写的游侠人物言行中，我们看到了“侠”的人生观和行为特征，即助人为乐，讲信义，不图报答，并且还有不顾及封建法纪和不受世俗约束的“不轨于正义”的行为。
凡是按照侠义精神行为处世者，即言行符合“侠义”的人，便是侠。
司马迁的侠义观念从理论高度对侠客们的精神和行为作出了肯定，之后影响了以后数千年中国侠文化内涵的发展和完善。
可以说，侠文化是与古代小说结合的最早的文化之一。
从远古的神话开始就充满着侠的气息。
女娲、后羿、大禹、精卫这些神话和传说中的人物，补天、射日、治水、填海，征服大自然，造福人类，成为理想中具有侠义色彩的英雄。
最早的一篇武侠小说是被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传》中誉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
其中的主人公“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荆轲智勇双全，视死如归，正是侠客中的典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出现了很多武侠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如《干将莫邪》、《李寄》、《周处》、《谢允》等，但多涉及鬼怪，故事情节中带有神怪的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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