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手段获取几十年和平，明朝也没有因此损失啥，这显然就是高拱的政绩了，就凭这一点，谈迁在《国榷》中说他不失为社稷臣，我就非常认同。
除了俺答封贡外，高拱、张居正还在明朝内部大搞清丈土地、试行一条鞭法。
这个早在嘉靖初年，就由桂鄂提出，并在一些局部地区试行过的法子，终于在隆庆朝更进一步。
高拱主要目标是对赋役不均最为严重的苏、松、常、镇等地区进行清丈，均官民田粮。
隆庆二年，江西巡抚刘光济奏行一条鞭法，翌年，应天巡抚海瑞将均徭均费等银，不分银力二差，俱一条鞭征银，在官听候支解，使苏、松等地早已实施的一条鞭法更趋完备。
提起一条鞭法，海瑞可是老兴奋了，这位的遗憾大概就是没有一个内阁首辅、皇帝支持他复起朱元璋的《大诰》了！
贪污六十两就死，这个在其他官员看来非常丧心病狂的律令，海瑞可是喜欢得紧。
奈何，没人敢重启这条法令，毕竟这条法令在官员们看来跟自己挥刀砍自己没啥区别，也就海瑞这个没啥钱财欲望的人非常喜欢。
说回一条鞭法，这法子说简单点就是去繁就简，把那些杂七杂八的赋税全部合并，一律征收银两。
至于原本该由百姓承担的徭役，则从征收的银两里面扣除，由官府统一雇人服役。
除了苏、松、杭、嘉、湖等地负担的供应宫廷的漕粮外，全国的田赋一律改收折色银两。
且由百姓收集，百姓押送改为官府收集官府押送，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出现了摊丁入亩和赋役货币化的趋向。
一条鞭法，法子是好法子，但后期缺乏严厉的监管外，这法子其实也崩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再好的政策，要是缺了监督，那也只是为官绅谋福，实惠到不了百姓手里。
比如明初朱元璋设立的粮长制度，皇权下乡又如何，别看粮长区区一个芝麻官，但人家同样敢贪污受贿。
毕竟有些人，一旦手里有点权力那就已经打心里觉得自己跟普通人不一样了，看人都是俯视，鼻孔朝天，权力无边。
可惜，封建社会这些明君名臣们，多数眼睛只盯着那些大官大人物，却往往忽略了这些地方上的害虫、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