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纶听说月登阁出土了唐代文物，唐小纶特别喜欢文物历史。每次哪里有文物展出，唐小纶就要赶过去听听，记录记录，唐小纶不是对文物感兴趣，而是对文物背后的历史感兴趣。
唐三彩角杯上的特里同
唐三彩角杯出土于陕西、河南等地，部分散见于海内外博物馆，种类繁多，制作精良，有的通体敷彩贴金，极具装饰性与艺术性。但是在唐三彩角杯上有单独的西方人造型还是罕见的，为什么会在角杯上塑造西方人形象呢？初步判断无非是外来的来通杯与入华胡人有联系，并推测很可能是胡人饮酒喝醉的形象。但是，2021年，西安东郊月登阁唐墓出土的三彩角杯，不是以往简单的“胡人”形象，而是带有“神人”的具体寓意。
该角杯整体呈海螺造型，其上的人物形象与古希腊小海神特里同有相似的基本元素，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
西安月登阁唐墓出土三彩角杯。
第一，从人物造型看，该角杯上的人物与以往所见胡人形象明显不同。人物身体微微后仰，面目清秀，双目直视前方，年轻的脸上似乎稚气未退，这正符合特里同的容貌特征。通常来说，波塞冬满脸胡须，而特里同无络腮胡子。建造于1642年的罗马巴贝里尼广场特里同喷泉（Fontana del Tritone），其形象仍是未成年造型。大英博物馆藏品以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出土的很多特里同造型的器物，为我们辨识特里同形象提供了很好的标本。
第二，从人物动作看，该角杯上的人物双手举着硕大的海螺，放置于嘴边，作吹奏状。根据古希腊神话的描绘，特里同虽然继承了波塞冬手持三叉戟的动作，但是特里同最主要的武器是海螺壳。他用力吹奏海螺时会产生很大声音，像是一个充满野性力量的挑战者；而当他轻轻吹奏海螺时，海螺声会使整个海洋平静、缓和下来，意味着神与自然的激烈对抗趋于和谐宁静。特里同“向海而生”就是以海螺为标志。
第三，从人物装束看，该角杯上的人物双脚赤裸，不似以往常见的着靴胡人，而在海洋中戏水的海神均是赤足。传说特里同和他的父母住在大海深处的金殿内，在《阿尔戈英雄纪》中说他曾经居住在利比亚的海边，赤脚蹚水，在海岸上引航，指引阿尔戈号的船员们将船驶入地中海。波塞冬和特里同都有着令人生畏的神只形象，但工匠依据“模具”“粉本”制作时，由于器物尺寸所限，在小小空间内难以达到希腊雕塑的细致程度，因而人物的西方面貌就稍显粗糙。值得注意的是，角杯上的人物头戴多层折边圆高帽，很可能是地中海东部流行的弗里吉亚（Phrygian）软帽，而不是长卷发特里同原貌，说明该角杯造型已褪掉西方人物原本外表，变成了中土熟悉的胡人面貌。
第四，从角杯造型看，其整体就是一个海螺。希腊时代之后，特里同经常被刻画为吹奏海螺的形象，他与一个海螺壳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也被认为是俄刻阿诺斯（Oceanus）或波塞冬出行序列中的“鼓手和号手”。传说特里同的身体常被海藻覆盖，因此工匠在角杯上塑造出排列有序的圆圈图案，犹如海螺的回旋缭绕的纹饰。
第五，角杯背面饰有古希腊神话常见的纹饰。既有古希腊神话中经常描绘的鸢尾花、日冠花等，根茎花纹细节逼真；又有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翠鸟（Halcyon），传说当它飞过海洋时暴风雨就会平息，栖息后会带来安宁。爱琴海周围岛屿的海洋生物海螺，与海鸟共同展现在图案中，可能代表着天、海间的友好相处。
此外，该角杯弯曲把手上还饰有一周连珠纹。希腊化艺术传入西域后，很多造型都发生了变化，如龟兹壁画中裸体人物和棕榈枝、葡萄纹，敦煌石窟中爱奥尼亚式柱头，麦积山具有赫拉克勒斯（Heracles）特征的天王像等，都蕴含着希腊化文化因素。西方人面孔的神话人物被融入中国墓葬艺术之中，这种融合虽不多见，但制作唐三彩的工匠大胆创新的美学设计与一丝不苟的工艺完美融为一体，巧妙地将舶来品——小海神形象与海螺壳结合并运用于角杯造型之中。
头戴尖帽、深目高鼻的陶胡人俑和三彩俑常见于唐代，工匠们以高超的技术创作出各种胡人形态，充盈着唐人的精神世界。三彩器出现于唐高宗时期，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极为盛行，涌现了很多精品。三彩器皿较少，常见人物俑、镇墓俑及马、家畜、家禽等动物，均具有丰美的艺术意蕴。人物俑及镇墓俑超自然形象的魌头，最具艺术价值。唐三彩见证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完美地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各种形态。角杯用三彩工艺制作，具有明显的大唐色彩。
大英博物馆藏白釉狮首杯。
角杯作为舶来品是中西方交流的最好证据。有装饰的来通起源于古希腊地区，后经西亚、中亚传入中国。唐代时，屡见不鲜的来通已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出现了方口、六边口、圆口等不同器形，从早期的角杯式来通到后来的龙首式、象首式、犀角式、卧鸭式、立禽式、鹦鹉式等角杯，再到五代、宋、辽时期的摩羯式角杯，反映出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白釉狮首杯，以及其他博物馆收藏的各式角杯，就是典型的中国工匠模仿外来器形制作的器物。来通在中国器物造型中的蜕变，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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