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相信所有伦理美德都是来自於达成过度与贫乏之间的平衡点。
不过，这并不表示亚里斯多德相信道德相对主义。他将几种情绪（如恨、羡幕、忌妒等）以及几种行為（如通姦、偷窃、谋杀等）归类為错误的一边，无论这些情绪及行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產生亦然。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斯多德通常专注於在各种领域中找出介於两个极端之间的平衡点；例如正义、勇气、财富等等。举例而言，勇气是两种感觉（恐惧和自信）之间的平衡点，并以此平衡点為基础採取的行动（勇气的行动）。
太多恐惧、太少自信会导致懦弱，而太少恐惧、太多自信则会导致草率、愚蠢的抉择。亚里斯多德说找出事物的平衡点是找出幸福的关键，而幸福本身则是最终的至善形式。介於两者之间的那个平衡点也常被称為中庸之道。
亚里斯多德也写下他对於正义的概念。他将正义定义為两个部分：一般的正义和特别的正义。
一般的正义是亚里斯多德所提出的正义形式，只有在一个完美的社会裡才可能存在。
特别的正义则是对於特定的犯罪或非正义行為施加惩罚。
也是在这裡亚里斯多德主张人需要受过训练的判断能力，以判断特定事件正义与否。亚里斯多德说发展好的习惯可以培养出好的人类，而练习奉行中庸之道则可以让一个人活的更健康、快乐。
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根基於早期的希腊伦理学。尤其是来自於他的老师柏拉图和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本身并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柏拉图留下的著作主要是為广大群眾撰写的。亚里斯多德则留下较多学术性的作品。
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亚里斯多德对於自己提出的整体理论较常抱持保留态度，并且在伦理学上较不会坚持其理论的正确性。不过这些哲学家的整体思想，还是相当接近的。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专注於研究伦理学的希腊哲学家，这种努力或许是為了解决诡辩的出现，当时强调修辞学、道德相对主义、以及违逆雅典传统诸神的诡辩技巧盛行一时（他们也用诡辩技巧违逆其他许多传统）。
诡辩者可以对当前的社会提出大量的问题，但却没有提供解答。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全都有著立场分明的伦理学系统，人们可以选择追求美德以获得幸福和繁荣。
他们都认為美德的行為是可以透过教导和练习的。他们也都认為伦理学是建基於理性上，而且奉行美德也有其理性的原因。
这与诡辩者所强调的道德相对主义形成强烈对比，他们认為许多不同的行為在不同的社会裡也有不同的标準。事实上，同样的论点在现代的伦理学界依然是存在争议的话题。
除了这些基本的相同点外，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三人之间的伦理学差异并不大。
主要的差异在於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為懂得美德的行為為何便已足够让一般人过著美德的生活，没有懂得美德的人或做出邪恶的事情。
亚里斯多德则认為（以及后世大多数哲学家都同意这点）许多人了解自己做的事情是坏事，但由於意志的脆弱而仍从事之。
柏拉图只列出几样标準的美德：智慧、勇气、节制、和正义。亚里斯多德所列出的则远远不只这些。
除了致力於个人的伦理学著作之外，亚里斯多德还在标题為《政治学》的著作中致力於城邦。
亚里斯多德的城邦概念是非常有组织的，他被认為是以这种方式构想城邦的第一人。亚里斯多德认為城邦应是自然共同体。
此外，他认為城邦应当先於家族，而家族又先於个人，就是说在生成次序中最后。而在存在次序中最先。他还著名於他的论述人本质上是政治动物。
亚里斯多德把政治构想為更像生物而非机器的存在，是离开其他部分就不能存在的多个部分的搜集。
某些人批评亚里斯多德的政治理论，因為某些思想家比如juanginesdesepulveda用他的天然奴隶的想法来证明欧洲人对印地安人的统治是正当的。
应当注意到现代理解的政治共同体是国家。但是，国家不适合於亚里斯多德，他提及的政治共同体是城邦。亚里斯多德把城邦理解為在政治上合伙。而不在社会契约之下，也不是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所理解的政治共同体。
随后。建立城邦不是為了避免不公平或為了经济稳定，而是為了过良好的生活：政治上合伙必须被尊重，它是為了高尚行為而存在的，而不是為了生活在一起而存在的。
这可以区别於社会契约理论，它声称个人由於畏惧暴死或厌恶麻烦而放弃自然状态。
这也使亚里斯多德成為将伦理学与政治学区分开来的第一人，是古代政治学的开创者。
亚里斯多德留下的著作成為最完整而又最具影响力的哲学系统之一，或许高过史上任何的一个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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