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城关镇实验田的小汽车碾过东洪县坑洼不平的柏油路面，发出规律的颠簸声。我坐在后排座位上，双手交叠在膝盖上。目光透过车窗，落在道路两旁破败的厂房上，那里锈迹斑斑的铁门紧闭，野草从门缝里肆意生长，墙上工业学大庆，生产攀高峰，煤球厂要当先锋！仿佛在无声诉说着这个县城曾经的辉煌与如今的困窘。内心的思绪如乱麻般交织，我在心中感慨：“为什么改革这么难以实现？”
这个问题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我心头许久。我深知，究其原因，还是触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回忆起马叔和张叔说的推行包产到户的艰难历程，我的眉头皱得更紧了。那时候，最抵触这项政策的是部分基层干部。在包产到户实施之前，集体劳动的模式下，村队上的干部们大多从事着最为轻松的劳动工作。他们每日的工作不过是召集村民开开会，在台上讲一些空洞的大道理，却能稳稳拿着满额工分，还凭借职务之便享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就算是在大荒之年，饿殍遍野，听闻有群众饿死，却很少听说干部挨饿的事。而当包产到户政策落地，村干部也必须和普通村民一样参加劳动，这无疑触动了他们的“舒适圈”，自然招致部分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基层政权，凭借身份形成的特殊优势，想方设法阻碍政策执行。从包产到户试点到全面推开，让所有村都实现这一政策，期间经历了无数次的沟通、协调与斗争，那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每一步也是充满艰辛。
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同样如此。厂领导们无需参加任何实际劳动，却拿着比普通工人高几倍的工资，过着优渥的生活。随着工厂规模不断扩大，非生产部门的人员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大量冗余人员的存在，使得企业负担日益加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国有企业没有民营企业那样的灵活性，反应迟缓，难以适应市场变化。而厂里的干部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改革百般抵触。因为国有企业常用的改革手段就是将非生产部门的人员调到生产部门，可这些非生产岗位上的人员多数是通过裙带关系进入企业的，有些人背后的关系连厂领导都要忌惮三分。领导们抱着“能过则过”的心态，只要能按时给员工发工资，就觉得企业运转良好；一旦发不出工资，就立刻向政府打报告申请经费，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自己的利益受损。这种恶性循环，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发展。
我心中暗自叹息，想办成一件事，实在太难了。改革开放这十多年来，各行各业都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利益群体，这些群体之间相互勾结，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利益壁垒。如果不打破这些壁垒，东洪县想要实现彻彻底底的发展，无疑是痴人说梦，发展质量也将存在极大问题。就如同平水河大桥，作为高标准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四座大桥竟然全部出现质量问题，这背后隐藏的腐败与利益输送，正是当前东洪县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
改革，注定是个得罪人的工作。但如果不改革，东洪县的发展将永远被利益集团垄断，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群众买不到真正质优价廉的肥料，用不上有效的农药，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社会治安也每况愈下，黑恶势力、流氓团伙在县城里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虽然我还不完全清楚东洪县的群众具体生活在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但仅仅从连执法干部都敢被殴打这一事件，就能想象到当地的社会治安形势绝非表面看起来那般繁荣，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坐在一旁的刘超英，同样心情格外沉重。刘超英向来信奉“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在很多事情上都不愿轻易表态，觉得只要能把自己分内的工作推进下去，就算完成了任务。然而，这次自家远门亲戚的媳妇和彭凯歌在病房里毫无顾忌地大谈实验田的事，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东洪县的干部群众都知道，那块实验田原本是城关镇集体林场的土地，划出一二十亩送给县里领导，领导及其家属偶尔会来这里体验劳动，种些自用的玉米、小麦。这本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可不知是谁下的命令，竟然将整片即将丰收的小麦地都铲除了。刘超英身为常务副县长，很快就想明白了彭凯歌夫妇一唱一和提及试验田之事的背后深意。
彭凯歌一直将杨明瑞视为晋升路上的强劲竞争对手，二人在工作能力和职位上旗鼓相当。杨明瑞是县政府党组成员、城关镇党委书记，彭凯歌则是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两人都是副县长职位的有力竞争者。在东洪县这个小圈子里，干部晋升的竞争异常残酷，大家都明白，成为科级干部已是凤毛麟角，而一旦成为处级干部，就能彻底改变家族命运。彭凯歌此次的举动，看似是光明正大地将一众领导引到被破坏的小麦田现场，实则居心叵测，意在通过此事在无形中贬低竞争对手杨明瑞。刘超英甚至猜测，彭凯歌或许打着这样的算盘：即便自己最终当不了副县长，也能凭借此事以党组成员的身份前往城关镇担任书记，为日后冲击副县长职位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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