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
科尔曼的公寓里堆满了资料。
传真机从早上七点响到凌晨两点，吐出来的纸铺满了整张餐桌。
纽约的朋友发来浑水公司的详细资料。
港岛的同行寄来鼎峰集团近五年的所有公开财报。
东京的同事传回夏普被收购前后内部人士的匿名采访。
就连新加坡和南洋那边，也有人帮忙查到了屈臣氏在当地扩张的时间线。
科尔曼已经三天没出门了。
他坐在那张堆满文件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支红笔，面前的墙上贴满了便签纸。
便签纸之间用红线连接，形成一张巨大的网。
最中央那张便签上，只有三个字：
邵维鼎。
他往左边看。
左边那条线上，连着“斯沃琪”、“蒂芙尼”、“宝格丽”——这是奢侈品板块。
往右看。
右边连着“浪潮科技”、“沃达丰”、“夏普液晶”——这是科技通信板块。
往上。
上面连着“环球影业”、“哥伦比亚唱片”、“MTV频道”、“迈克尔·杰克逊巡演”——这是娱乐传媒板块。
往下。
下面连着“屈臣氏(实业零售)”、“腾龙汽车(制造)”、“大湾区能源(基建)”——这是实业板块。
而所有这些板块，最终都通过密密麻麻的红线，汇聚到中央那个名字周围。
形成一个帝国。
一个横跨奢侈品、科技、能源、制造、娱乐、传媒、零售的庞大帝国。
科尔曼放下红笔，靠回沙发，看着墙上这张亲手画出来的网，久久没有说话。
他不是没见过大公司。
洛克菲勒、摩根、三菱、西门子——这些名字他写过无数次。
但那些都是百年积累，是一代又一代人用战争、政治和垄断垒起来的庞然大物。
而这个人，只用了不到十年。
从一家手表代工厂起家，把触角伸到奢侈品，然后零售，然后娱乐，然后科技，然后通信，然后芯片。
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拍上。
每一步都恰到好处。
不，不是恰到好处。
是提前站在那里，等着时代走过来。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科尔曼看着墙上那张脸，喃喃自语。
传真机又响了。
他起身走过去，拿起刚吐出来的纸。
是港岛的朋友发来的，关于邵维鼎个人的一些背景资料。
剑桥毕业。
1980年回港接手家族产业。同年创办斯沃琪。
然后是几条边角料一样的信息：
1982年，获英女王授勋OBE(官佐勋章)。
1983年，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成为年度封面人物之一。
再然后——
科尔曼的手停住了。
最后一行字：
“据其剑桥同学回忆，邵维鼎在学期间浪荡无形，却早早布局收购了宝珀以及雅典两家钟表厂以及一切商标。”
1978年。
那时候邵维鼎才刚刚成年吧？
就已经瞄准了奢侈品钟表市场，还真是个妖孽！
科尔曼慢慢放下传真纸。
他忽然觉得有些冷。
不是因为空调，是因为那张墙上微笑的照片，此刻看起来有了别的意味。
不是商业天才。
是预言家。
或者——
他没敢继续想下去。
第五天。
凌晨三点，科尔曼终于敲完了最后一个字。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伦敦金融城的夜风吹进来，带着泰晤士河的水汽，和远处酒吧里隐隐传来的喧嚣。
他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叠厚厚的稿纸，足足四十七页。
标题写在第一页正中：
【做空港币背后的庞大帝国】
副标题：独家调查·从一场金融风暴窥见东方新秩序的崛起
他点了支烟，慢慢抽着。
明天这篇文章送到报社，他知道会发生什么。
主编会看呆，会犹豫，会打电话给高层确认能不能发。
然后他们会发。
因为这是《金融时报》，因为这是伦敦，因为他们不能装作看不见。
但发出来之后呢？
那些在爆仓中倾家荡产的基金，那些在这张网里被猎杀的投机者，那些输了钱正在找替罪羊的大人物——他们会怎么反应？
科尔曼不知道。
他只知道，作为一名记者，他不能不写。
烟抽完了。
他把烟蒂按灭在窗台上，转身走回桌前，开始收拾那堆资料。
忽然，他看见最底下压着一张纸，是港岛朋友附带的，没在正文里用的边角料。
他抽出来看。
是邵维鼎几年前接受港岛《信报》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很短：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下棋。我只是在造一艘船。
船造好了，该上船的人自然会来，该被浪冲走的人自然会走。
至于浪什么时候来，那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我能决定船往哪个方向开。”
科尔曼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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