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很多人正在经历同样的事！我们可以帮助像小雨一样的孩子...”
“帮助？怎么帮助？告诉别人我们家有个精神病女儿？”
林婉看着丈夫，突然明白了小雨为什么从不向父亲求助。在这个男人根深蒂固的偏见面前，任何求助都是徒劳。
第二天，林婉联系了本地一个抑郁症互助组织，提出想做志愿者。
“很多家长缺乏对抑郁症的认识，”组织的负责人告诉她，“如果我们能早点干预，或许能避免很多悲剧。”
林婉想起了小雨，点了点头。
她开始参加互助组织的活动，倾听那些抑郁症患者的故事。有个叫苏明的少年告诉她，自己曾经站在天台边缘，是因为想到母亲可能会伤心才退了下来。
“您女儿...最后时刻，您真的问了她需要救吗？”苏明小心翼翼地问。
林婉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摇了摇头。我以为那是她自己的选择...”
“也许她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需要，”苏明轻声说，“抑郁到一定程度，人会失去求助的能力。”
这句话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林婉。她突然明白，那天小雨的沉默不是拒绝救助，而是疾病已经剥夺了她求助的能力。
那天回家后，林婉第一次与丈夫发生了激烈争吵。
“是你！是你把她的药冲进马桶！是你骂她装可怜！”林婉失控地喊道。
李建国也提高了嗓门：“难道你不是吗？你不是也说跑两圈就好了？不是你问她需要救吗？”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林婉头上。是的，她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冷静下来后，林婉决定不再与丈夫争论对错。她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告诉更多家长抑郁症不是矫情，不是闲出来的毛病，而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疾病。
她以“一个后悔的母亲”为笔名，在网上发表文章，讲述小雨的故事，讲述那些被误解的瞬间，讲述那半板沉默的帕罗西汀。
文章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反响。无数留言和私信涌来，有的批评，更多的是感谢。
“谢谢您的文章，让我意识到孩子的情绪问题需要重视。” “带我女儿去看了医生，确诊中度抑郁，正在治疗中。” “作为抑郁症患者，多么希望父母能像您这样反思...”
林婉一条条读着这些留言，泪流满面。如果早点有人告诉她这些，小雨是否还会活着？
随着文章传播越来越广，有媒体找来想做采访。林婉犹豫再三，最终答应了。
采访中，记者问了她那个一直回避的问题：“您问女儿‘需要救吗’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林婉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回答：“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尊重她的选择。现在我知道，那不是选择，是疾病剥夺了她求助的能力。当孩子问‘活着有什么意义’时，不是在探讨哲学，而是在求救。”
节目播出后，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讨论。有理解的声音，也有质疑和批评。最让林婉心痛的是，不少评论认为她作为母亲太过冷血，不该那样问女儿。
也许他们是对的，林婉想。但事情已经发生，无法挽回。
令她意外的是，节目播出后第二天，李建国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
“单位同事看了节目，”晚饭时他突然说，“老刘说他侄子也得过抑郁症，治疗了两年才好。”
林婉屏住呼吸，等待下文。
“也许...也许我们确实不懂...”李建国声音越来越小，但这句话已经是他最大的让步。
林婉轻轻放下筷子：“这周末互助组织有家属座谈会，你要不要一起来？”
李建国没答应，但也没像往常一样立刻拒绝。
转变来得缓慢而艰难，但毕竟开始了。林婉感到一丝希望的曙光。
秋天来了，小雨的生日也到了。那天，林婉和李建国一起去墓地看望女儿。
墓碑上的照片里，小雨笑靥如花，那是她初中时拍的照片，抑郁症尚未降临之前。
林婉把一束白色百合放在墓前，轻轻放下那半板帕罗西汀。
“我和你爸都在学习理解，”她轻声对照片中的女儿说，“也希望帮助别人理解。”
李建国站在一旁，沉默良久，最后轻声说：“对不起，爸爸错了。”
这句话简单，却重如千钧。林婉握住丈夫的手，发现他在微微颤抖。
从墓地回家的路上，李建国突然说：“那个座谈会，跟我说说具体情况。”
林婉看着他，微微笑了：“好，回家我详细告诉你。”
她知道，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理解和接纳不会一蹴而就。但至少，他们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晚上，林婉更新了文章，写道：“抑郁症最可怕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周围人的不理解。当我们用‘矫情’、‘闲的’、‘想开点’来评价患者时，我们正在成为疾病的帮凶...”
她写下最后一段：“如果我女儿还能说话，我想对她说：对不起，妈妈当时不懂。现在我知道了，当你说胸口闷，那不是矫情；当你整夜失眠，那不是故意；当你沉默，那不是拒绝帮助...那是你在用唯一还能的方式呼救。可惜，妈妈当时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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