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立即中止测试，回收所有水下单元，船只机动避风。然而，问题接踵而来：C-1区的测试刚刚开始，数架“蝠鲼”单元和监测设备已经布放到数千米下的复杂海底，常规回收程序需要至少8小时的平稳作业窗口。而气旋前锋带来的大风浪，预计在6小时后就会抵达。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沈浩飞团队紧急制定应对风暴的快速回收方案时，“大洋号”的通信长面色凝重地前来报告：“沈总，我们监测到附近有不明身份的船只和飞行器在活动，距离大约50海里，有持续向我方区域靠近的趋势，并试图进行电子侦测。从信号特征分析，不排除是某些国家的海洋监测船或带有特殊任务的‘民用’船只。”
技术与自然的挑战尚未平息，人为的窥探与潜在干扰已至。公海区域，各国船只享有航行自由，但在这种敏感的技术测试关键时刻出现，其意图不言而喻。对方很可能就是想趁恶劣天气我方手忙脚乱之际，抵近观察，甚至搜集“鲸龙六号”系统的关键数据，或故意制造事端干扰我方作业。
一时间，指挥中心内的气氛再次紧张到极点。一边是步步紧逼、威胁整个测试平台安全的超强天气系统；另一边是虎视眈眈、意图不明的外部船只。而数千平方米的海底，还散布着价值连城、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智能设备。
沈浩飞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压力甚至比刚才面对海底生态危机时更甚。他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带着舰艇特有气息的空气。爷爷沈龙在台风天里，抱着简陋的仪器在颠簸的旧船上坚守岗位的画面，莫名地浮现在脑海。那一代人，面对的是更恶劣的条件和更赤裸的封锁，他们靠的是什么？是智慧，是勇气，是绝不放弃的信念，更是对国家使命的忠诚。
他睁开眼，目光已恢复清明与锐利。“我们不能乱。分两步走，双线应对。”他沉稳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应对风暴方面：启动‘鲸龙六号’系统‘风暴应急模式’。母船不再尝试回收所有水下单元，而是指令它们自主下潜至预设的深海避风锚地——C-1区东侧那个我们事先勘探过的海底峡谷凹地，那里水动力相对平稳。它们将在那里进入最低功耗休眠状态，锚定在海床，等待风暴过后的召唤。‘大洋号’和母船自身，立即计算最佳避风航线，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保持在能与水下单元保持最低限度水声通信的范围内。我们要相信我们设备的深海环境耐受能力和智能自主性。”
“应对不明船只方面：立即通过国际海事公共频道及外交渠道，通报我方正在进行合法的海洋科学研究与环保技术测试，目前因恶劣天气威胁，正在采取紧急避险措施，请无关船只注意避让，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发生意外。同时，启动我方全频段电磁静默与抗干扰 protocols，对关键数据链进行加密加固。非必要不进行无线数据传输，已获取的核心数据立即多重备份。‘大洋号’保持正常工作照明和信号，但内部进入相应戒备状态。我们不主动挑衅，但必须做好万全准备，确保人员、船只、特别是水下资产的安全。”
命令下达，庞大的系统再次高效运转起来。水下的“蝠鲼”们接收到指令，如同真正的深海鱼类，优雅而迅捷地向安全的峡谷凹地集结、下潜、锚固。水面的“大洋号”和“鲸龙六号”母船则开始调整姿态，向着预定的避风航向加速。与此同时，一份措辞严谨、符合国际惯例的航行警告与情况通报，通过加密和公开频道同时传递出去。
接下来的二十多个小时，是沈浩飞职业生涯中最漫长难熬的一段时光。“东方红号”在越来越狂暴的风浪中艰难航行，巨浪时而将数万吨的船体高高抛起，时而令其深深跌入波谷。船舱内，物品必须严格固定，人员行走都需紧抓扶手。大部分测试作业早已停止，但指挥中心的核心岗位始终有人值守，密切关注着船体状态、气象变化，以及那微弱但持续的水声信号——那是来自数千米下、黑暗海底的“心跳”，证明着“鲸龙六号”的水下单元依然安全。
至于那艘不明船只，在收到我方正式通报并观测到我方坚定、有条不紊的避险动作后，最终在风暴加剧前，转向驶离了相关海域，消失在了茫茫雨幕之中。
风暴终于过去。北大西洋重新恢复了它深沉的墨蓝，只是海面上还残留着些许白浪。阳光刺破云层，洒在波涛渐息的海面上。
“大洋号”和“鲸龙六号”母船迅速返回原作业海域。所有人的心都揪着，不知道在海底经历了二十多小时风暴引发的复杂洋流扰动后，那些沉睡的“鲸龙”部件是否安然无恙。
“启动唤醒协议。发送召回指令。”沈浩飞的声音因缺乏睡眠而有些沙哑，但目光依旧紧盯着控制台。
指令发出。等待。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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