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江边回返大河村的路上，天降细雨，衣衫尽透，被早秋的微风一吹，竟感觉到了一丝寒意，随之身上的疲倦越发严重，走至一半，竟然连腿都迈不动了。
我在街边寻了个房檐蹲下避雨。
这是一栋老旧的六层居民楼，檐口很窄，雨水顺着破损的落水管淅沥沥地淌下来，在地上砸出细密的水花。我靠着冰凉的墙壁，把腿蜷起来，雨水从发梢流过面颊，又顺着下巴滴落。湿漉漉的衣服贴着皮肤，凉意一丝丝往骨头缝里钻。
这样的感觉，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了。
恍惚间，思绪像被雨水泡软了，飘飘荡荡地沉下去，沉到十三年以前。
也是这样的雨。
那是妙姐把我从造畜之地救出来，带着我走上江湖路的第一晚。
走出没多远，就下起雨来。
没有伞，妙姐也不找地方躲雨，就那么冒雨沿街而行。
我被浇了湿透，又冷又累，完全走不动了，却不吱声，只咬着嘴唇拼命跟，跟到最后腿软了，走几步就摔个跟头，然后爬起来再跟。
可无论怎么样努力，我依旧离着妙姐越来越远，最后我已经完全看不到她了。
我又冷又怕，禁不住哭出来，一边哭一边继续往前走，直到一个跟头摔到地上，累得再也起不来了，就往前爬。
一边哭一边爬，却绝不停止。
妙姐重新出现了，蹲下身子，摸着我的头，问：“受不了就不要跟了，我送你去派出所，让警察帮你找回家里人。”
我不说话，继续往前爬。
妙姐又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还确定要跟着我，以后无论再苦再累，也不能反悔，哪怕是会死，也必须跟着我。”
我没有停，还在继续往前爬。
妙姐微微叹了口气，把我背到背上。
我记得她的后背也是湿的，冰凉，可贴上去却不觉得冷。
每每说起这事，妙姐总是说我是老天降给她的劫数，问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宁可爬着前进也一定要跟她走。
我说因为我想跟着她。
其实，这是个假话。
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想，只有一个念头。
必须往前走，不能停下来。
停下来会死。
只有往前走，才能活下来。
那晚我发了高烧，烧得人事不省，整整烧了三天，妙姐便守了我三天，一遍一遍地用湿毛巾给我擦额头、擦手心、擦脚心，还喂我喝药汤。
药汤很苦很苦，苦得我直到如今都还把那味道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妙姐自己配的药。
但她自己从不生病，也从不吃药。
而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生病。
现在，我又病了。
这次没人能背我走了。
我得自己走回去才行。
只是我没有力气了，只能靠着墙慢慢熬着，希望可以积攒些力气，让我能回到大河村。
不知过了多久，雨势渐收，天光从檐角的灰云边缘渗出来，浅浅的，淡淡的，像宣纸上晕开的清水。街对面的早点铺子亮了灯，老板打着哈欠卸下门板，把蒸笼抬到门口，白腾腾的热气裹着包子的香味飘过来，穿过湿润的空气，钻进我的鼻腔。隔壁卖烟酒的小店也开了卷帘门，老板娘举着鸡毛掸子拍打柜台上的灰尘，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地唱着楚剧，是赶会里的段子，腔调高亢又热闹。
陆续有人在街上走过。
骑自行车的男人，后座夹着公文包，车筐里放着保温饭盒，叮铃铃地按着车铃。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穿着棉绸碎花褂子，脚上是洗得发白的布鞋，边走边跟熟识的老姐妹打招呼。穿校服的学生，三三两两，书包带子勒得紧紧的，边走边争论昨晚的电视剧，其中一个把手里的包子掰成两半，分给旁边那个没来得及吃早饭的。还有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车上挂着花花绿绿的玩具，孩子咿咿呀呀地伸手抓雨后的光斑。
蒸笼的白汽、收音机的楚剧、自行车铃、菜篮子的晃动、包子的麦香、油条的焦香、混合成了这个城市刚刚醒来时那股浑浊又亲切的气息。
所有这些细碎的、庸常的、甚至有些嘈杂的东西，混在一起，竟然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安宁。
我蹲在檐下，看着这一幕，忽然就笑了一下。
昨夜，我在江边送九个人下地狱。今晨，满街的人都在赶着去活。
生与死，杀与养，屠场与早点铺，原本只隔着这一道窄窄的街，一场细细的雨。
生者熙熙，亡者寂寂。大江东去，烟火如常。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我忽然有些明白什么是生死齐一了。
身上忽然间便有了些力气。
我扶着墙站起来，腿还是软的，身上的倦意依旧沉，但脚能迈得起来了，便慢慢穿过街头，来到早点铺子前，对老板道：“老板，能给我两个包子吗？”
早点铺的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头发花白，围着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正把蒸笼里的包子往白铁皮盘子里捡。听见有人叫，他头也没抬，手里活儿不停，嗓门倒是敞亮：“排队排队，没瞅见这好几个人等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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