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张记杂货铺”的老掌柜张老西儿，则捻着山羊胡，眯着眼打量一匹呢绒。
他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捻了捻料子，又凑到鼻尖闻了闻，摇头晃脑地用纯正的天津话对伙计说：
“嗯，这‘哆啰呢’是地道！比前儿个那批‘佛朗机’的密实。跟那红毛鬼说，价儿嘛……再让半成，老主顾了！”
他精明的目光扫过街面，看着那些金发碧眼的商人笨拙地比划着讨价还价，嘴角勾起一丝老江湖的笑意。
茶馆酒肆里更是热闹非凡。除了传统的京韵大鼓、抑扬顿挫的评书《三国演义》，临河的“望海楼”二层雅座，今日竟飘出了悠扬的异域琴声。
一个裹着头巾的阿拉伯琴师，闭目拨弄着乌德琴，如泣如诉的旋律引得不少茶客侧耳。
楼下天井里，几个南洋来的杂耍艺人正表演着“口中喷火”、“柔骨穿环”，引来阵阵喝彩和铜钱雨点般落入铜锣。
跑堂的小二穿梭如飞，肩上搭着白毛巾，手里托着热气腾腾的“狗不理”包子、刚出锅的煎饼馃子，也熟练地为洋客送上“BlackTea”和奇怪的、冒着气泡的“汽水儿”。
海河之滨，那座拔地而起的圣玛利亚大教堂，无疑是这座新生港口最震撼的图腾。
巨大的巴洛克式穹顶，在午后的阳光下流淌着熔金般的光泽，仿佛要将人的灵魂吸向天国。
汉白玉的立柱上，雕刻的天使圣像衣袂飘飘，栩栩如生，引得无数路过的市民驻足仰望，啧啧称奇。
教堂前宽阔的广场上，人头攒动。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划着十字，低声祷告；更多的是纯粹来看稀奇的百姓。
卖糖葫芦的、吹糖人的、捏面人的小贩，敏锐地嗅到商机，在人群外围吆喝得格外起劲。
几个梳着抓髻的小童，仰着脖子，指着那色彩斑斓、描绘着圣经故事的巨大玻璃花窗，兴奋地叫嚷：
“娘！快看！那玻璃是彩色的！里面画的小人儿会发光！”
阳光透过花窗，在地面投下梦幻迷离的光影，连一个蹲在墙角啃着硬面饽饽的老乞丐，也看得痴了。
范尼神父站在教堂那扇巨大的、雕刻着葡萄藤与天使的橡木正门前。
他身披崭新的、镶着金边的祭衣，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十字架，泪水早已不受控制地爬满了沟壑纵横的脸颊。
指尖触摸着冰凉而光滑的汉白玉石柱，那坚实冰冷的触感，却让他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滚烫。
十几年的漂泊，在遭遇冷眼、驱逐甚至迫害，无数次在破败的草棚里望弥撒的情景，如同潮水般涌来。
“主啊……感谢您的恩典！”
他哽咽着，用颤抖的声音对着周围好奇、敬畏、或茫然的人群大声说道，夹杂着浓重的佛兰芒口音。
“这座殿堂的基石，不仅由石头砌成，更是由大明皇帝陛下的仁德，和柱国魏渊大人如大海般包容的胸怀所铸就！这是天主的荣光，更是这片土地拥抱世界的明证！”
他的话语，通过旁边一位年轻中国修士的翻译，在广场上回荡，引来一片嗡嗡的议论和更多好奇的目光。几个路过的日本商人，闻言更是深深鞠躬，态度谦卑至极。
天津卫的脉搏，在这半年里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变得强劲而多元。
空气中混杂着官话、吴侬软语、闽南腔、粤语、蹩脚的“洋泾浜”英语、葡萄牙语、日语，甚至夹杂着几个荷兰水手的粗话，在讨价还价、吆喝、交谈中碰撞融合。
一个卖梨膏糖的小贩，甚至学会了一句“VerySweet!”来招揽洋主顾。
大明的铜钱、碎银子、官铸银元、西班牙的“本洋”、荷兰的“马剑”、日本的“宽永通宝”，在商贩的钱匣子里叮当作响，奏响着国际贸易的序曲。
士大夫们对奇技淫巧依旧鄙夷，却又忍不住对精准的自鸣钟、清晰的千里镜暗暗称奇；保守的乡绅看到女子抛头露面与洋人交谈，摇头叹息“世风日下”，而精明的商人已开始琢磨如何仿制西洋的玻璃器皿；码头力巴的儿子，可能正跟着一个葡萄牙水手学几个单词，梦想着有朝一日去看看大海那边的世界。
这座曾经的卫所军镇，在魏渊撬开的国门缝隙中，正贪婪地呼吸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气息。
它像一个初尝烈酒的少年，有些晕眩，有些莽撞，却充满了不可抑制的、野蛮生长的活力。
紫禁城的暖意是朝堂的定鼎，而天津卫蒸腾的烟火气，则是这个帝国在惊涛骇浪后，重新向世界张开的、带着海腥味和无限可能的蓬勃胸膛。
每一艘靠岸的帆船，都载着未知的故事；每一枚流通的异国钱币，都刻着变革的印记；每一声生硬的汉语问候，都在编织着属于大航海时代末期的、独特的天津叙事。
冬夜的寒风卷着细雪，扑打着柱国府高大的窗棂。
书房内，巨大的紫檀木书案上，奏报和军情密函堆叠如山，几乎要将案头那盏摇曳的孤灯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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