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姑妈和远舟叔的婚姻。表面上看，姑妈当家作主，说一不二，远舟叔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细看之下又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姑妈嘴上骂远舟叔窝囊，可逢人就说他勤快，家里的重活累活从不让姑妈沾手；远舟叔在姑妈面前小心翼翼，可对我的态度却大方得很，暑假回去，他总会提前给我买好零食，放在我床头的小桌上。
日子就这么过了下去。
我考上大学那年，姑妈在电话里说，她给远舟叔的生活补助从三百涨到了五百。我听了觉得别扭，可又说不上哪里不对。那几年大学生活丰富多彩，我忙着恋爱、兼职、考研，回青柳渡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青柳渡都在变——村里的土路硬化了，盖起了小洋楼，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老人的背越来越驼。
不变的是远舟叔。
他好像永远穿着那件蓝色工装，永远在天不亮就起来喂鸡、扫地、做饭，永远在爷爷咳嗽的时候端水拿药。爷爷八十岁那年摔了一跤，瘫在床上大半年，远舟叔端屎端尿，比亲儿子还尽心。爷爷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颖颖啊，你远舟叔是个好人，往后你出息了，别忘了帮衬他。”
我点头如捣蒜，可心里想的是，我一个小小的企业管理人员，能帮衬谁呢？
爷爷去世后，远舟叔明显老了。不是那种慢慢变老，而是一夜之间老了。他的头发花白了，背也驼了，笑起来眼角全是褶子。那一年他四十五，姑妈五十五，两个人还是过着那样的日子——姑妈说话像吵架，远舟叔闷头干活。
我曾经私下问过姑妈：“姑妈，你跟远舟叔感情好不好？”
姑妈白了我一眼：“什么感情不感情的，过日子就过日子呗。”
“那你怎么还给他写那个字据？”我问的是每月给生活补助的那个协议。
姑妈哼了一声：“那不是怕他拿了钱跑了嘛。写清楚了，他就知道这是我的家，他得听我的。”
我当时觉得姑妈精明得可怕，后来又觉得她精明得可怜。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直到去年春天，一个消息像炸雷一样在青柳渡炸开了——姑妈要跟远舟叔离婚。
消息是我妈告诉我的。那天我加完班回到出租屋，接到我妈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又急又气：“你姑妈那个死脑筋，六十岁的人了还要离婚，她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因为什么？”我问。
“谁知道因为什么！你远舟叔在村里伺候了她十几年，伺候她爹到死，她现在翻脸不认人了！你说这叫人干的事吗？”
我妈越说越激动，我爸在旁边劝她。我隐约听见我爸说：“丽华的事情你别管，她自己做的决定自己负责。”
挂了电话，我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窗外是青城的万家灯火，我的脑子里全是青柳渡的影子——石榴树，砖瓦房，远舟叔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姑妈站在院门口扯着嗓子喊“吃饭了”的声音。
第二天我跟领导请了假，开车回了青柳渡。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一直在想姑妈为什么要离婚。按说两个人都过了大半辈子了，远舟叔对她好，对家里尽心，没有家暴没有出轨，日子虽然紧巴但能过得下去。姑妈六十岁了，在镇上的服装厂早就退了休，每月领着两千块的退休金，远舟叔在村里打零工，加上姑妈给他的补助，两人不富裕但也不至于饿死。
到底为了什么？
车拐进村口的时候，我看见了远舟叔。他站在路边，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看样子是要搭车去镇上。我把车停下来，摇下车窗喊了他一声。
他愣了一下才认出我，笑着说：“颖颖回来了？长变样了，城里人就是不一样。”
他的笑还是那么实在，可眼底有一层灰蒙蒙的东西，像是青柳渡冬天早晨的雾气，挥之不去。
“远舟叔，上车吧，我捎你去镇上。”我说。
他把编织袋放在后座，自己坐上副驾驶，动作小心翼翼的，生怕弄脏了我的车。我注意到他的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
“远舟叔，姑妈跟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她想离，就离吧。强扭的瓜不甜。”
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被抛弃的男人。
“她为什么想离？”我问。
远舟叔看着车窗外的田野，过了好半天才说：“她嫌我没本事，挣不到钱。前阵子镇上有个人追她，开小超市的，家里有点底子。”
我愣住了。万万没想到是这样。
“那个人叫陈耀祖，”远舟叔继续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情，“比你姑妈小两岁，也是二婚，在镇上买了房子，天天请她吃饭唱歌。她说跟着他比跟着我强。”
“那你同意离婚？”我脱口而出。
远舟叔笑了，那笑容里有说不出的苦涩：“我同不同意重要吗？她的心不在了，留着人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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