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一段婚姻的彻底死亡，只需要一句小心翼翼的试探。
那天傍晚，我妈的电话第七次响起。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母亲大人”四个字，手指悬在半空，迟迟不敢划下接听键。厨房里炖着的排骨汤咕嘟作响，白汽氤氲，把整个灶台都蒙上一层薄雾。我最终还是接了。
“小颖啊，你跟其山结婚都三年了，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妈的声音像一把钝刀子，不锋利，但磨得人心口发疼，“你二姨家的表姐，上个月刚生了个大胖小子，你三婶昨天还拐着弯跟我打听，问我你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
“妈！”我打断她，声音比预想中要尖利。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我妈叹了口气，那口气又长又沉，像把我整个人都压矮了三寸：“妈不是催你，妈是替你着急。女人啊，过了三十生孩子就难了，你今年都二十九了……”
我闭上眼睛，听着她在那头絮絮叨叨，从怀孕的黄金年龄讲到坐月子的注意事项，从学区房的政策讲到未来孙子的教育规划。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扑通扑通砸进我胃里，沉甸甸的，坠得发慌。
挂了电话，我站在厨房里发了好一会儿呆。排骨汤已经收汁收得差不多了，汤面泛起一层油亮的光泽。窗外的天色暗下来，六月的黄昏闷热得像蒸笼，连知了都懒得叫唤。我忽然想起结婚那天，也是这样的闷热天气，宋其山穿着笔挺的西装，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在司仪的引导下对我说“我愿意”。那时候他看我的眼神，还是滚烫的。
三年。三年能把滚烫熬成温热，再熬成现在这样——不冷不热，不咸不淡，像隔夜的凉白开，解渴，但没有任何滋味。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后来让我无数次在深夜里辗转反侧、恨不得抽自己耳光的决定。
我换上了那件吊带睡衣。
那件睡衣是结婚前闺蜜林知意送我的新婚礼物，酒红色的真丝料子，细细的吊带，领口开得极低，裙摆只堪堪盖住大腿根。当时知意挤眉弄眼地把包装盒塞给我，说这是“秘密武器”，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我红着脸骂她不正经，回家后就把那盒子塞进了衣柜最深处，一塞就是三年。
我把睡衣翻出来的时候，手指触到那冰凉的丝绸面料，心跳得厉害。我在浴室里磨蹭了很久，洗了澡，吹干了头发，甚至破天荒地喷了一点知意送我的栀子花味香水。镜子里的女人让我有点陌生——皮肤因为热水蒸得泛着淡粉，眼睛亮晶晶的，嘴唇微微抿着，像是要去赴一场没有把握的考试。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浴室的门。
宋其山半靠在卧室的床上看手机，眉头微微皱着，大概是在看工作群的消息。他在松烟镇上的建材厂做车间主任，管着二十来号人，每天回来都是一副被榨干了精力的样子。床头灯把他半边脸照得明亮，另半边隐在阴影里，轮廓倒是依旧好看的——他一直是好看的，从我在镇上纺织厂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高且瘦，眉骨很深，下颌线条利落，笑起来的时候有点腼腆，不像镇上其他那些油嘴滑舌的男人。
“其山。”我叫他，声音比平时软了几分。
他“嗯”了一声，没抬头。
我走到床边，在他身侧坐下来。真丝睡衣贴着皮肤，凉丝丝的，滑得像水。我侧过身，让床头灯的光线照在自己身上，照在那根细细的吊带和锁骨下方大片裸露的肌肤上。我的心跳得很快，快到我觉得他一定能听见。
“老公——”我伸手，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臂，“我们俩……要个孩子吧。”
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
宋其山划手机的手指停住了。他缓缓抬起头，目光落在我的脸上，然后慢慢往下移，扫过我的脖颈、锁骨、那件酒红色的吊带睡衣。那一瞬间我以为他会伸手抱我，或者至少笑一下，说点什么温情的话。
但他没有。
他看了我几秒，然后把手机关掉，放到床头柜上，动作很轻很稳，像在处理一件公事。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平平的，甚至带着一点我分辨不出是疲惫还是厌烦的东西。
“孩子？”他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嘴角扯了一下，那个弧度算不上笑，“田颖，你记不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家要了十八万八的彩礼？”
我愣住了。像走在大街上忽然被人迎面泼了一盆冰水，从头皮凉到脚底心。
“我——”我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十八万八，一分不少。”宋其山看着我的眼睛，语气平静得近乎残忍，“我爸把攒了大半辈子的老本都掏出来了，我妈还偷偷跟我舅舅借了三万。这事儿你家不是不知道，但你爸妈当时怎么说的来着？‘这是规矩，不能少’。”
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三年前那场婚事，彩礼的事情确实闹过不愉快。我爸要了十八万八，宋家觉得太高，托媒人来商量能不能少一点。我爸不肯松口，说田家在松烟镇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嫁女儿彩礼少了让人笑话。我妈私下跟我说，这钱他们一分不会动，都是给我留着的，让我别担心。但这话我没有告诉宋其山——那时候我觉得说不说都一样，他是那么通情达理的一个人，不该计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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