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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的常务会议最终还是不欢而散。关声印用强硬的姿态将陈东莱的提议彻底扼杀,甚至没有留下一丝体面的回旋余地。

陈东莱回到办公室时,只觉得一股无名火在胸中翻腾。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默默地坐在办公桌后,揉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试图平复内心的波澜。

办公室里,联络员唐庆伟早就等候多时。他小心翼翼地为陈东莱斟上一杯热茶,茶水的热气在杯中氤氲,仿佛能驱散空气中的冷凝。

“陈县,您看……这……”唐庆伟轻声问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同情和小心。

他坐在后排,亲眼目睹了会议上的交锋,也感受到了关声印的强硬态度。他知道,陈东莱的提议是真心为了开江县的发展,但官场上的博弈,从来不是非黑即白。

陈东莱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必多言。他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热茶顺着喉咙滑下,带来一丝暖意,也让他的思绪稍稍清晰。

“庆伟啊,别管县里面这摊烂事。”陈东莱沉声说道,声音中听不出喜怒,“跟川东石油天然气钻探公司的谈判,进展如何了?”

唐庆伟闻言,神色顿时认真起来,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中取出一本笔记本,恭敬地汇报道:“我已经跟川东公司的廖沫总经理谈了好几回了。在天然气留存比例方面,他们倒是做出了让步,同意为我们开江县保留百分之十五的份额。”

这个结果在陈东莱的意料之中,毕竟川东钻探公司也需要为自己留足利润空间。但是,百分之十五的份额,还远远不够。陈东莱清楚,这只是谈判桌上的第一步,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他没有表露太多的情绪,只是淡淡地问道:“那价格呢?”

唐庆伟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价格方面,他们死活不肯让步。廖总说,我们每立方米二毛八的报价太低了,至少要提高到三毛五才行。”

二毛八到三毛五,看似只差了七分钱,但对于愿意在开江这样体量的贫困县投资的企业来说来说,这笔钱,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陈东莱的眉头再次紧锁,他放下茶杯,沉声问道:“为什么?川东公司有天然气的定价权,为什么不能让步?”

唐庆伟无奈地摇了摇头,答道:“陈县,您有所不知。川东钻探公司虽然有天然气的定价权,但最终的价格,还是要经过西南石油管理局的批准。西南石油管理局那边,很难接受二毛八的价格。”

在九十年代初,中国的能源管理体制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在此之前,中国的能源行业一直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石油、天然气等关键能源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环节,都完全由国家统一掌控和管理,价格也同样是由国家统一制定,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浮动的空间。

例如陈东莱在担任峡山镇长时,就曾为了峡山煤矿的定价问题,与江安省煤炭工业厅产生过分歧。这是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大型国有煤矿的价格必须接受国家的统一指导。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已经逐渐暴露出其与新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开始逐步采取措施,下放部分权力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自主定价和市场化运作。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放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在许多领域,国家仍然保留着最终的审批权,以确保能源行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和企业在进行自主决策时,仍然需要遵循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并在必要时获得国家的批准和支持。

陈东莱听着唐庆伟的解释,若有所思。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价格问题,更是一个体制问题。他一个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在县里的话语权都有限,不可能在价格问题上与西南石油管理局抗衡。

他沉默了片刻,再次问道:“廖沫那边,有没有透露过,西南石油管理局为什么不能接受二毛八的价格?”

唐庆伟摇了摇头,语气更加无奈:“没有。廖总只是说,这是上面的规定,他也没有办法。而且……他似乎也很难做。我听他话里的意思,如果价格定得太低,他也会有很大的麻烦。”

国有企业虽然已经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但它们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千丝万缕。很多国有企业的领导,都是由政府部门任命的,他们的升迁和调动,都与政府部门的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西南石油管理局而言,它的前身是组建于1976年的国家地质总局平陵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1983年3月更名为地质矿产部西南石油地质局,2000年3月才随整体并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市场化的进程漫长而艰难。

作为国家地矿部的下属单位,在很多时候,他们都会优先考虑政府部门的利益,而不是企业的利益。这种体制上的羁绊,使得廖沫无法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行事。

陈东莱站起身来,走到窗边,望着窗外的景色。开江县的春天,似乎总是姗姗来迟。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曳,显得有些萧瑟。

现在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城投公司的人事问题,还有天然气价格的谈判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像两座大山,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深吸了一口气,清冷的空气涌入肺部,让他混沌的大脑变得清醒。

他转过身来,对唐庆伟说道:“你回去后,再跟廖沫接触一下,跟他说,我们开江县是真心实意想跟他合作。至于价格问题,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和西南石油管理局直接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