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2005年开始，美国司法部就开始调查埃普斯坦案，但他只是在2008年被判入狱18个月，实际上只服刑13个月就出来了。
而且这狗东西与其说是在服刑，不如说是宽松的“工作释放”，他每天可离狱12小时，在其佛罗里达科学基金会办公室“工作”。办公时间常超出规定，还常有女性访客到办公室；狱警还护送其回豪宅。
2009年获释后至至今，他竟然堂而皇之地继续作为金融家活动，并以慈善与科学资助为名，维持并拓展其欧美政商学界关系网。关系网包括Trump、Clinton、英国王子Andrew、维密老板威克斯纳等。他还资助特定对象，如2012年资助女友读牙科。
作为被定罪的性犯罪者却能获得极为宽松的“工作释放”，这本身就是美国司法不公的体现。
所以说，美国司法部是玩具真的不是可以贬低，因为这就是事实。
去年年初，佛罗里达州警方重启调查，发现新证据与受害者。
与此同时，《迈阿密先驱报》记者朱莉·K·布朗开始了长期的深度调查。然而，尽管证据确凿，由时任检察官小亚历山大·阿克斯塔领导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并没有对爱P斯坦提起联邦诉讼。
2008年埃普斯坦指控被调查时，他与当时的联邦检察官达成了一项极具争议的“辩诉交易”：
极轻罪名：联邦重罪指控被撤销，仅承认两项州级别的教唆卖Y轻罪。
象征性刑期：仅服刑13个月，且享受宽松的狱外工作假释。
庇护同谋：协议为非起诉协议（NPA），为其同谋者提供了豁免权。
隐瞒受害者：交易过程未依法通知受害者，剥夺了她们的知情权与反对权。
这项不公正的协议，为爱P斯坦在2015年及其后继续获得司法“宽待”埋下了伏笔，成了他的一把“保护伞”。
巧合的是，其中一名检察官正是小亚历山大·阿克斯塔。
去年，面对新的调查证据，时任联邦检察官小亚历山大·阿克斯塔最终决定不起诉埃普斯坦。他辩称，这是为了确保爱P斯坦至少能注册为X犯罪者，并避免2008年辩诉交易的细节被推翻。然而，这一决定被广泛批评为：
利益冲突：阿克斯塔本人曾参与2008年的辩诉交易，由他处理2015年的新案件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
过度“谨慎”与误判：检察官办公室可能高估了庭审难度，或受到了外界压力影响。
违背司法公正：这一决定直接导致埃普斯坦又逍遥法外多年。
杨简知道，爱P斯坦一直至2019年才会因为新的联邦指控被捕。
在被指控的过程中，埃普斯坦凭借其亿万富翁身份，组建了包括哈佛大学教授艾伦·德肖维茨、前美国国务卿顾问肯尼思·斯塔尔等人在内的全明星律师团队。这个团队精通法律操作，善于利用司法程序的漏洞进行拖延和施压。同时，爱P斯坦背后由众多政商界名流组成的关系网，通过这张强大的关系网在无形中为他提供了保护，使得执法和司法机构在调查时面临巨大压力和阻力。
许多受害者在案发时是未成年少女，她们往往因为恐惧、羞耻、经济胁迫以及埃普斯坦的威胁恐吓而不敢报案。即便报案，司法系统也常常对性侵案件，特别是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存在调查不力、证据采信度低等问题。受害者们长期不被相信，直到2010年代后期，“MeToo”运动的兴起才为她们创造了更有力的社会支持环境。
前世哈维这胖子遭殃，也是因为“MeToo”运动。其实哈维这事儿挺好解决，他之所以被搞，无非两点，承诺没兑现，钱没给够。
杨简自然不会真的去管哈维的死活，他几年前就提醒过哈维，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足够哈维去处理好一切。
他现在做的，就只是在榨干这哈维最后的价值。
或者，看看哈维有没有胆量把把爱P斯坦案背后的真相曝光出来，从而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哈维说想要见你一面。”马丁问，“需要见他一面吗？”
“奥斯卡之后再说吧。”
......
一月将尽，比佛利山的傍晚来得早。
加州的落日把最后一层金箔似的余晖抹在山坡豪宅的白墙上，空气清冽，带着冬青与柠檬树微冷的香气。
棕榈树修长的剪影渐次融入靛蓝的暮色，远近窗内陆续亮起温黄的灯。
山道安静，只余风过时，干燥的叶子在枝头轻响。
“先生，尼克尔森先生和比蒂先生到了。”阿尔文过来汇报。
“哦，快把两个混蛋带进来。”闻言，杨简起身，跟着阿尔文迎了出去。
人还没到，老远就听到杰克那个老混蛋的喊声，“杨，你这混蛋终于来洛杉矶了？我还以为你都把我们这些老家伙忘记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