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影片。
奥斯卡颁奖礼的最后一个奖项，也是分量最重的一个奖项。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它属于这部电影的所有人——从导演到演员，从编剧到制片，从摄影到美术，从音效到配乐，从投资方到发行方，从第一个在筹备会上提出创意的人，到最后一个在后期机房里盯着渲染进度条的人。它是整个电影工业对一部作品能够给予的最高肯定。
上一届最佳影片《荒野猎人》的制片人马丁·佩雷斯走上舞台。他站到话筒前的时候，全场的灯光暗了下来，只留下一束追光打在他和他手里的那个白色信封上。他的开场白简短而庄重——“九部提名影片，每一部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电影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彼此，理解彼此。”
大屏幕开始播放提名影片片段。
《降临》——巨大的外星飞船悬浮在蒙大拿的草原上，艾米·亚当斯在语言学家的工作室里面对着一个墨色的圆形符号，配乐里响起一段低沉的、不属于任何人类语言的吟唱。
《藩篱》——丹泽尔·华盛顿穿着环卫工的制服站在匹兹堡的夕阳下，对着维奥拉·戴维斯咆哮着一段关于命运和不公的独白，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滑下来，在金色的光线里闪着光。
《血战钢锯岭》——安德鲁·加菲尔德在冲绳的焦土上背着受伤的战友，炮弹在他身边炸开，泥土和弹片在慢镜头中向四面八方飞溅，而他只是咬着牙往前爬，嘴里反复重复着同一句话——“再救一个，让我再救一个。”
《赴汤蹈火》——克里斯·派恩和本·福斯特在德克萨斯的旷野上开着车，车窗外面是无边无际的枯黄色草原，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旧的乡村歌曲，兄弟俩沉默着，没有台词，没有配乐，只有风吹过车窗缝隙的呼啸声。
《隐藏人物》——塔拉吉·P·汉森、奥克塔维亚·斯宾瑟和加奈儿·梦奈穿着六十年代的套装走在NASA的走廊里，高跟鞋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出坚定而清脆的节奏，镜头从她们的背影缓缓升到NASA巨大的火箭组装车间全景。
《雄狮》——年幼的萨罗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火车站里奔跑着，人群涌动，火车汽笛长鸣，他迷失在色彩、声音和气味的洪流中，镜头始终紧紧追随着他那双惊恐而茫然的眼睛。
《爱乐之城》——米娅与塞巴斯汀深夜登上格里菲斯天文台，在虚拟星空下悬空起舞，复古梦幻镜头。两人互生情愫，这段双人舞是全片浪漫顶峰，纯粹、不掺现实压力的爱恋，也是两人关系最美的巅峰时刻。五年后，塞巴斯汀开了爵士俱乐部，米娅成为知名女演员、组建家庭。偶遇对视，平静问好，没有狗血纠缠，只剩温柔释然。
《月光男孩》——黑人在月光下的迈阿密海滩上学会了游泳，海水映着月光泛起银色的涟漪，他的身体在水里笨拙而倔强地扑腾着，岸上的胡安冲他喊“你行的，孩子，你行的”。那个镜头从水面上缓缓升起，最后定格在墨蓝色的夜空中那一轮清冷的圆月。
《寄生虫》——最后那个片段，吴达志一家坐在半地下的家里，窗外下着雨，雨水顺着窗户的边缘渗进来，在地板上汇聚成一滩浅浅的水洼。没有人说话，只有雨声。镜头慢慢拉远，那个半地下的窗户在首尔的夜色里变得像一只深陷在地下的眼睛，凝视着每一个正在凝视它的人。
九个片段播放完毕，大屏幕缓缓暗下去。全场安静了几秒。那是一种被影像的力量反复冲刷之后留下的寂静。
颁奖人拆开信封。
这一刻被镜头无限地放慢了。他那双微微有些发抖的手指捏着信封的边缘，纸页在他的指尖发出极其细微的摩擦声。他抽出那张卡片，低头看了一眼。
全场的时间仿佛凝固了。杨简坐在座位上，一只手搭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没有攥紧，也没有颤抖，只是安静地平放着。张国榕在旁边微微侧过头，跟梅雁芳交换了一个目光。梅雁芳的双手交握在膝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但脸上的表情依然从容。舒倡把手攥成拳头贴在胸口，指甲已经掐进了掌心里，但她完全没有感觉到痛。韩佳女闭着眼睛，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像是在祈祷。辛爽的手指终于停止了转动那枚戒指，他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掌心朝下，用尽全身力气压住自己颤抖的大腿。刘得桦和宁静目不转睛地盯着颁奖人手里的那张卡片。胡鸽闭了一下眼，然后再睁开。
没有人注意到一个极其微小的细节——梅雁芳的右手不知何时悄然覆盖在了杨简的左手上。那只手瘦而温暖，骨节分明，手指轻轻地叠在杨简的手背上，像一片秋天的叶子落在了一块石头上。没有用力，没有颤抖，就那么安静地放着。杨简的手在她的掌心下翻过来，回握了一下。这个动作短到几乎没有发生。
颁奖人抬起头，凑近话筒。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那个名字从他和嘴里吐出来，然后被杜比剧院的环绕立体声系统放大了无数倍，传遍了每一个角落，传遍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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