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在平台大战中推进制度治理，是因为一个教训——以前地方政府总想跟平台‘谈’，但谈的是优惠、是招商、是流量，却不是规则、不是约束、不是责任。”
“如果政府永远当‘协调员’，而不是制度制定者，那平台就会永远只对利润负责，而不是对城市负责。”
这句话，在会议室里砸出沉沉一响。
赵建国缓缓点头，随后转头看向其他常委：“我们以前讲招商引资要讲方法，但这个方法是不能失掉底线的。
如果一个城市招商之后，是把劳动关系打散了、把小微逼退了、把法治给稀释了，那就是招商自残。”
随后他宣布：“省平台经济专项协调小组成立，由李一凡副书记牵头，整合省发改、商务、工信、人社、网信、政数等力量，先在星城市试点基础上，全省推广。”
“从这次开始，不是让政府去给平台打工了，而是让平台来为地方服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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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平台大战从市场层面的地推战、补贴战、合同战，已经升级为制度与资本的交锋。
这场战争，不再只是“京东与美团”的竞争，而是制度治理者与利益结构之间，围绕“谁来制定规则、谁来服务城市、谁为公平买单”的时代命题的正面碰撞。
李一凡没有下令封禁任何一家企业，也未搞“运动式整顿”，他只是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用一个又一个制度提案，把游戏的筹码从牌桌下拎上桌面。
他要让这场外卖大战，不再只是一场烧钱竞速的资本游戏，而是一场为潇湘省、为星城市争夺城市治理未来主导权的制度试炼。
而这，仅仅只是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