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布党项文字作为新年的开端，李元昊看上去似乎准备在这一年里要大干一场，但纵观整个公元1037年李元昊本人及其整个党项政权在涉外事务上都显得特别的安静和乖巧，他们几乎没有一次有组织地外出抢劫杀人活动，全都在一心一意地搞这个党项文的推广和学习。当然，作为党项族的超级大酋长，李元昊不可能整天窝在屋里啃笔头，这一年他还做了两件看起来不起眼但实则意义深远和重大的事，其一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他给驻扎于各处的党项军队划分了具体的防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在党项全境划分了几大军区并规定了各自的防备区域，其二就更是显得看似无足轻重，那便是更定礼乐。
礼乐这个事在封建时代其实是天大的事。作为一个国家，甚至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有着某种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人都把礼仪放在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因为它是权力或地位的象征。再而论之，哪怕是最普通的一个平头百姓在婚嫁丧娶时都是要讲究这个礼仪的。这个出行的排场该怎么指定，各种器乐该怎么演奏，得用多少人，怎么个站位，选用哪种曲目，这些都是涉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颜面抑或叫做尊严。
庶民尚有尊严和脸面，那些自诩有头有脸的人物更是如此，这些人不管在私下里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有多么的不要脸，但在公开场合绝对比绝大多数的人都更要脸，即使是被人扔了臭鞋都得笑容满面且不能动怒，如此才叫有教养有身份。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更是如此。具体到礼乐，这就更是涉及到了国格乃至整个民族或种群的颜面和尊严。
再具体到现在的李元昊。相比他爷爷李继迁，他现在至少也是在宋辽两国都有爵位的王爷，而在党项这边他更是名副其实的王者和土皇帝。李继迁后来发达了也是整了一套当年唐僖宗赐给拓跋思恭的乐器来装点门面，虽然他无法完整地复制，但好歹还是有那么个样子可以拿出来显摆一下。后来的李德明就更上了一层楼，这个官二代和富二代再也不用像他老爹那样经常性地居无定所，身居禁宫大院的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整这些声色犬马之类的玩意儿，礼乐这个东西由此被他玩得是有鼻子有眼。如今李元昊当家做主，一切就又得是另一回事了。种种迹象都表明，李元昊早在承袭李德明基业之前就已经在心里谋划着为党项人建国的大事，礼乐之事自然也在他的谋划和考虑的范围之内。
同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党项文字一样，相比宋辽两国，尤其是宋朝的礼乐排场和制作工艺及其各种堪称繁文缛节的制度和规定，此时的李元昊就算是奋蹄狂追也是赶不上的，但李元昊突然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
我李元昊为什么非得追捧你宋朝的礼乐？我为什么要跟你宋朝一个样？那样一来我不还是摆脱不了抄袭的嫌疑吗？我党项在你宋朝面前不还是儿子和臣子的角色吗？既然如此，那我在礼乐上面为什么就不能像党项文字一样自成一派呢？我虽然还是得用你们汉人流传和制作的乐器，可音乐无国界，乐器这个东西你宋朝人能用，我党项人为什么就不能用？况且我用的是以前的那些汉人传下来的乐器，又不是你宋朝的专属乐器，如此一来我们就不是什么父子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再说了，凭什么就你们宋朝人可以有乐器？我党项人也可以有，而且我们党项人有的民族乐器你们宋朝还未必有。
遵循这样的思路，再加上有了创造党项文字的经验，李元昊便在宋朝的礼乐基础上创新性地制定出了表面上具有党项特色但实际上仍然是唐宋风格的礼乐制度。简单说就是，我李元昊的礼乐排场和规格确实跟你们宋朝没法比，但也未必比你们差多少，关键是从此以后我党项人有了自己的礼乐制度，再不是从前的那个小学生和小跟班的角色。
为了在嘴上逞一回强，李元昊跟野利仁荣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礼乐这个东西是上古圣贤为了乐民而用的，我们用不着像宋朝人那样在这上面整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那些玩意儿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我也不稀罕。我们是蕃邦戎人，忠诚和征伐才是我们骨子里的原始血脉基因。”
简而言之，我们党项人要多务实，少务虚。何为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此即是也！你李元昊既然不稀罕，那你何必整这些东西？直接裸奔岂不是更省事？说到底，其实还不是因为他整不出来唐宋宫廷里的那一套他所谓的“花里胡哨”。不过，我们说这些其实意义都不大，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更何况李元昊根本不是什么麻雀，在礼乐这种事情上面比宋朝矮一截也算不得是什么丢人的事，毕竟宋朝在这方面是当时的世界之巅。
事实上，我们上面讲述礼乐这个东西时还是有些过于片面地侧重于礼乐当中的这个“乐”，但实际上这个“礼”才是更重要的。何为礼？相比汉人的那一套在宋朝时就已经被教化和尊崇了数千年的礼仪制度，类似于党项这类生存状态极为恶劣性情又格外讲究自由和奔放的民族在这方面就显得极为的原生态。可是，李元昊现在是如此有身份的人，他的党项政权也在全面地向一个“现代化”国家迈进，所以他怎么可以容忍他的臣属和子民继续在礼仪这方面原生态下去？简单说，咱们党项人以后也要大搞形式主义，不单是以后你们见了我李元昊要三拜九叩，你们相互之间见面也得行礼，尤其是在正规场合里更是得把这个礼仪给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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