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结案时，欧阳修与张氏妇人有私情一事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予立案，但欧阳修确实曾经把张氏父亲留下来的遗产拿去买了田地，而田契上面所注明的土地持有人则是欧阳修的妹妹，也就是张氏的继母。需要说明的是，欧阳修当初拿这笔钱买地的时候，张氏还只是一个孩童，她的监护权在欧阳修妹妹的手里。但是，此事不管怎么说都让欧阳修涉嫌侵占了张家的财产。
苏安世和王昭明将此案的审理结果上报赵祯，案卷里关于欧阳修的部分只是涉嫌侵占张氏的遗产，至于欧阳修涉嫌乱伦之事并未提及。赵祯于是下令中书省开会给欧阳修议罪，最后的结果就是欧阳修被从河北给贬到了滁州担任知州。
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让早就对欧阳修看不顺眼的两府大臣很不满意，但赵祯已经表明了此案就此为止的态度，他们也不好再闹下去，但这口恶气必须得出。于是，贾昌朝等人迁怒于苏安世和王昭明，苏安世后来被贬到泰州去监理盐税，王昭明则被贬到寿春县去监理酒税。
关于欧阳修的这起乱伦丑闻在历史上争议很大，在《钱氏私志》和《默记》里都有关于此事的记载，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缺乏足够强有力的证据予以支持。这也就成了一桩历史上的悬案和疑案，真相如何或许也就只有欧阳修和张氏才最为清楚。
欧阳修的这次外贬滁州不但害苦了他，让他的名誉大为受损，也“害苦”了很多后人。别的不说，至少我本人上学那会儿在背诵《醉翁亭记》时被折磨得是欲仙欲死。
欧阳修被贬至滁州可以被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此举意味着新政集团的彻底倒台和瓦解，同时也意味着庆历新政的彻底失败和终结。从公元1043年9月新政措施开始陆续出台到此时的公元1045年8月，整个新政前后所持续的时间还不到两年，更可悲的是，新政真正施行的时限其实还不足一年。
纵观庆历新政的前后整个过程，这看似就是一场闹剧和儿戏，它是在赵祯的催促下仓忙而起的一项革新运动，然后又是在赵祯的默许下被人蓄意攻击和抹黑以致最终草草收场。作为新政的主要策划者，范仲淹的初衷也并不是要给这个国家进行一场大型手术，他只是希望能够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完成对这个国家（主要是官场构架）的重塑，因而历史上将这场运动称之为庆历新政可谓是相当准确，诸如“变法”和“改革”之类的词汇对于这场运动而言确实有些承受不起。即使如此，这场运动所遭遇的阻力和反对却丝毫不少于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从后人的视角来看，庆历新政的失败其实是注定的，也是必然的。首先，范仲淹缺乏一个可靠的团队。郑戬在陕西疯狂地挖他的墙角，欧阳修和石介不但没有帮他杀敌，反而还为他引来了更多的敌人。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人所带来的破坏力简直超过了新政的反对者。其次，范仲淹手里的权力也不足以支撑起他的这番理想和抱负。在他的上面有晏殊和杜衍，与他平级的富弼和韩琦也不认他是新政的唯一领袖，在这方面范仲淹与他的后辈王安石相比是远不能及的。再者，最重要的一点，身为皇帝的赵祯对这场革新运动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
赵祯当时之所以要求两府大臣拿出治国的新策完全就是出于一时的意气，是一个自觉在辽国和西夏面前受了侮辱的帝王在羞愧和愤怒中所发出的一声暴呵，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那份想要对这个国家进行一场全面革新运动的勇气和决心。因此，当发现范仲淹所驾驶的这辆马车有失控的危险时他便胆怯了，而他的犹豫和摇摆正是导致新政失败的根源。
中国历史上由统治阶级自身所发起的的变法革新运动有很多，远的有春秋时期的管仲新法以及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以及秦国的商鞅变法，近的则有明朝的万历新法，清朝的雍正新法的以及晚清的戊戌变法。在这么多的变法运动中，真正称得上将一个国家从头到脚地进行了一番洗礼的变法其实很少，很多都只是针对某些个急需改革的领域所进行的革新或调整。在这其中无论是哪一种变法其实都离不开在位君王的支持，有些革新运动甚至就是由君王本人所直接发起的，比如雍正皇帝，再比如王莽。
个人以为，古今的所有变法里面最为彻底最为成功的变法当属商鞅的变法，那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式的变法。商鞅的变法于秦国而言是重生，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变法和革新只是修饰或缝补，顶天了说也就是一场局部的外科手术。如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商鞅当时所面对的压力和阻力有多大，但在商鞅及其新法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非议和攻击时，秦孝公对商鞅和新法的态度又是如何呢？试想，如果没有秦孝公矢志不渝地鼎力支持，商鞅的变法会成功吗？
张居正的改革为何会取得成功？因为他当时就是实际上的明朝皇帝。雍正的新法为何会成效显着？因为新法就是他这个皇帝亲自主导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又为什么会成功？因为邓公本人就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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