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罢官之日负责为他撰写罢官制的是中书舍人吴安诗。作为旧党的同僚，吴安诗在罢官制里对苏辙极尽褒美之词，其中有云：风节天下所闻，原诚终是爱君。哲宗为此而大怒，在言官虞策和郭知章的弹劾下，吴安诗从中书舍人被降官为起居舍人。
吕大防因为拒绝合作而被罢相，苏辙因为反对重启神宗新法而被罢官，哲宗这已经不是杀鸡儆猴了，而是杀猴儆鸡。接下来，哲宗又命蔡卞同修国史，然后又把翟思、上官均、周秩、刘拯等支持他重启新法的人提拔到言官系统充作官方喉舌。然而，相比这些人，哲宗另外提拔的那个人才是真正地让保守派官员感到恐惧，此人便是时任淮南转运副使的张商英。
张商英这个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提到他了。作为当年被章惇极力欣赏并推荐给王安石的一代英才，张商英二十二岁中进士，三十岁就升任御史，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他完全有可能复制寇准当年的传奇仕途，可惜的是此人终究还是为自己的轻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神宗年间，张商英先后两次遭重贬，等到保守派复辟时他也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封府推官，而那时候的他也已经四十三岁了。
人生已经走完半途的张商英在经历了宦海的沉浮后此时也渐渐地丢失了那颗少年心。既然自己在新党执政时总是被针对和打压，那么在旧党复辟的情况下改投明主又有何不可呢？悲催的是，就因为他曾经被章惇和王安石赏识且在神宗年间攻击和弹劾过旧党人士，所以他也不为旧党所容。尽管张商英为了能够融入新的组织而对文彦博、司马光和吕公着大加溢美之词，甚至将这些旧党巨头比作是当代周公，可他那狂性不改的本色最终还是让他再次栽了大跟头——他写信给苏轼希望苏轼能够推荐他做言官并宣称自己要以一身的浩然正气为朝廷整顿风气（老僧欲住乌寺，呵佛骂祖）。
就因为他的这句狂妄之言，当时担任尚书右仆射的次相吕公着将其贬出京城出任河东路刑狱提点。此后八年里他又先后在河北路、江西路、淮南路辗转奔波，当哲宗在这年将他召回京城时，张商英已经是一个五十二岁的半百老头了。
张商英这一次得到的新官职是右正言，换言之，这二十多年里他一直在仕途上原地打转，这种人生履历足以让一个人的心性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客观地说，张商英算不得是那类见风使舵的阴险之辈，即使他昧着良心对司马光等人大唱赞歌也丝毫没能撼动他对王安石和新法的尊崇，司马光废除新法时他也曾经上疏极言不应对新法全盘否定。更准确地说，元佑初年的张商英之所以想往旧党身边靠拢是因为他太想干出一番事业和成就了，毕竟当时的他已经年过不惑之年，他不想把自己宝贵的光阴浪费在碌碌无为之中，而他又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地方能吏。
哲宗的这道诏令让张商英颇有种枯木逢春的快感，他本已渐趋无力的四肢顿时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有鉴于这九年来一直被执政的保守派像个玩物似的在大江南北调来调去，张商英此次更是抱着一颗要为自己雪耻报仇的心态急赴京城。
一到京城，张商英还不等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热便给哲宗上了一道急奏：“陛下，伟大的先帝是多么的盛德大业且又跨绝古今，可司马光、吕公着、刘挚、吕大防等人这些年相继执政几乎将先帝的事业败坏殆尽，而且他们还对先帝及其新政公开地在各类公文里进行讥讽和诋毁。臣恳请陛下让臣将这九年里上至三省下至六部以及御史台的各类封存的公告文书进行逐一核查以辨明这九年里的正邪是非，如此方可为先帝讨回公道！”
张商英这显然是想翻旧账，更是要对旧党进行史无前例的大清算。此外，他还直接点名吕大防、梁焘、范祖禹等人就是实打实的奸邪，司马光、文彦博、吕公着等人更是上负先帝下愧黎民，他认为应该追夺这些人的谥号，他还有更激烈说辞——他将高滔滔比作吕雉和武则天这一类的祸国女主。为了得到哲宗和变法派大臣的支持，他更是抛出了一句直戳这些人心灵痛处的话，他提醒这些人不要忘记这九年来所遭受的所有屈辱和痛苦——“愿陛下无忘元佑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
如此可见，张商英简直就是拉着一尊大炮并携带着大量炮弹风尘仆仆地进入了京城，而他要做的就是纵情地将这些炮弹一股脑地全部轰出去！
继张商英之后，曾经的变法派得力干将曾布也被召回京城出任翰林学士，未来的大奸邪蔡京也在这时候以“被迫害者”的身份回到京城出任户部尚书。也正是在曾布的建议下，哲宗在这年四月下诏改年号为“绍圣”。
绍，继承也，至于这个“圣”又是指的是谁呢？高滔滔吗？显然不是，哲宗要继承的只能是他父亲神宗皇帝的遗志。所谓绍圣，也就是哲宗在向全天下的臣民们明白无误地表示他将要复行神宗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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