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警察再一次来找张军核实钱的问题，因为在周望弟的朋友那里，查出了25万多的赃款，其他的钱去向不明。
张军一听钱字，立马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你们知道吗，我这个年过得很不好，看守所条件太差了，你们去我家里给我要钱了吗？”
警察还是摇头：“你家不给钱。”
张军一挥手：“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这年过得太难受，我不想回答一切问题。”
他知道警方没有确凿证据，所以在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绝不松口，别想从他嘴里得到任何有用信息。
这小子最后跟警察说的话是：“我多次让你们去我家要2,000块钱，你们都做不到，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他妈快死的人了，年都过不好，进来以后都饿瘦了10斤，你们就不能想办法让我家里人出点钱吗？没钱我啥也不会说的。”
这就是张军在里面的表现。
这时候就可能有老哥说了：“不说就认真落实谈话谈心政策呗，看你说不说，大记忆恢复术在规定上肯定不行，但有的时候吧，也不是不能用，最主要的是看什么样的案子。”
在交代犯罪过程的时候，张军很配合，唯独钱的问题，他就打马虎眼，逻辑上还没什么明显疑点，这钱也不是案件的核心问题，没必要给他上心灵感化套餐。
这个案子奇葩的事多了，后面轮到马汉庆的时候，这类的事情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