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风雨之夜后，顾屿成了我六叠小屋的常客。他依旧在新宿站口弹琴，只是时间似乎更短了，咳嗽的频率却越来越高，那撕心裂肺的声音常常在琴声中断时骤然响起，听得人心惊肉跳。每次问起，他总是轻描淡写：“老毛病，气管炎，东京这鬼天气害的。”然后别开脸，用拳头抵住嘴，把下一阵咳意强压下去，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小屋的窗户蒙着永远擦不净的水汽。我们挤在小小的折叠桌旁，分享便利店打折的饭团、冰冷的牛奶，或者一碗加了蛋的热汤面。他吃得很少，总说自己不饿，把碗里不多的几片菜叶或肉拨给我。更多时候，他只是抱着膝盖，安静地坐在窗边，望着外面灰蒙蒙、仿佛永远不会停止的雨幕出神。侧脸的线条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异常清晰，也异常脆弱。
“札幌的雪，”有一天，他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像叹息，“听说踩上去有‘咯吱咯吱’的声音，很干净。”他转过头，眼底映着窗外浑浊的雨光，那点微弱的光亮又出现了，“真想听听。”
“那我们就去听！”我立刻接口，带着一种近乎盲目的热切，“等天晴了，不，等你好一点了，我们就去！”
他看着我，苍白的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牵动了一下，那是一个无比疲惫、却又带着一丝奇异温柔的笑容。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伸出手，用微凉的指尖，轻轻拂开了我额前被水汽沾湿的一缕头发。那冰凉的触感像一片雪花落在皮肤上，瞬间融化，留下一点细微的战栗。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如此接近“开心”的表情。像阴云裂开一道细缝，漏下短暂却刺目的天光。
然而，那点光亮熄灭得比雨季里偶然闪现的夕阳更快。他消失得毫无征兆。
连续三天，那个承重柱下的角落空空荡荡。打他的电话，只有冰冷单调的忙音。一种冰冷的不安像藤蔓一样缠绕住心脏，越收越紧。第四天下午，手机尖锐地响起，屏幕上跳动的是一串陌生的座机号码。接通的瞬间，一个刻板而公式化的男声穿透耳膜，带着不容置疑的冰冷：
“请问是林晚女士吗？这里是新宿区警署。请您尽快前来认领一下身份不明的遗体，特征与您报失的顾屿先生相符……”
后面的话像隔着一层厚重的水幕，模糊不清地灌进来。我的身体晃了一下，手指死死抠住冰冷的墙壁才没有滑倒。认领？遗体？顾屿？这几个词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灵魂都在尖叫。怎么可能？几天前他还坐在我的小屋里，用冰凉的手指碰过我的额头！
警署的停尸间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冰冷得如同冰窖。那味道钻进鼻腔，带着一种宣告死亡的铁锈气息。白布被掀开一角，露出那张熟悉到刻骨，此刻却呈现出一种僵冷青灰的脸。是他，是顾屿。只是那曾经在琴弦上跳跃的手指变得僵硬冰冷，那偶尔会浮现微弱光亮的眼睛，永远地紧闭着，覆盖着一层死亡的灰翳。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世界只剩下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般的轰鸣，震得耳膜生疼，震得灵魂都在碎裂。
一个穿着制服、表情漠然的警官递过来一个透明的证物袋。里面是顾屿随身携带的旧琴盒钥匙，还有一张被仔细折叠过、边缘已经磨损的纸。我颤抖着，用尽全身力气才打开那张纸。
是医院的诊断报告书。
刺目的黑字像淬毒的钢针，狠狠扎进眼球：“晚期骨癌，全身多发性转移”。诊断日期，赫然在我们相遇的两个月之前。
报告书下，还有一张更小的纸条。上面是他熟悉的、略显潦草却依然清瘦的字迹，墨水被水渍晕染开一小片，像一滴干涸的泪：
晚，
如果此刻你正在什么地方，与我一样，终日过着以泪洗面的寂寞生活的话……
就请你将我的一切，全部遗忘吧。
这是我发自内心深处，唯一的祈愿。
屿
纸条从我失去知觉的手指间飘落，无声地掉在冰冷得如同他肌肤的水磨石地面上。遗忘？祈愿？他独自一人，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忍受着蚀骨的剧痛，在车站口弹奏着那首酸涩的《Lemon》，在狭小的六叠屋里，听着我描绘着北海道那虚幻的晴天……他所有的沉默，所有的疲惫，所有强压下去的咳嗽，所有拨进我碗里的食物……原来都是他早已写好的、漫长的告别。
喉咙深处涌上一股浓烈的腥甜，视野瞬间被翻涌的黑暗吞噬。身体软倒下去，额头重重磕在冰冷坚硬的地面上，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只有顾屿那张青灰的脸，和纸条上那行祈愿遗忘的字，在无边的黑暗里反复灼烧。
葬礼那天，东京的雨下得格外滂沱，仿佛天空也在恸哭。黑色的伞连成一片移动的、沉默的岛屿，在通往墓园湿滑的小径上缓缓移动。顾屿没有亲人，寥寥几个送行的，是偶尔在车站听他弹琴的过客和社区工作人员。我穿着黑色的裙子，站在人群最前面，雨水顺着伞沿流下，在脚边汇成小小的水洼，倒映着铅灰色的天空和周围肃穆的黑影。泥土的气息混合着水汽和某种深沉的悲凉，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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