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明朝的内阁制他不是很了解，但明朝废除了宰相制之后，六部的直系上级部门就是内阁，而徐光启则是内阁的次辅，这和他家的门下省宰相杜如晦的职权有何区别？
一个既有政治智慧，又有实干才能的官员，他会是明朝的又一位如张居正般的千古人物吗？
李二表示自己很期待。
大明
“呼！”朱标松了一口气，天幕上的后人对于西方国度赶超了华夏很是介意，不止一次的提过。
现在看来，徐光启写的这本书还是为他大明最后争了一点面子的，不至于让后人从大明开始骂。
“关外那群女真鞑子懂得治国？”朱元璋很是不屑道：“蒙古人好歹还征战万里，见多识广。”
“那群女真人就是些捕鱼的，纵然做了天下，小民成了帝王就会有帝王气息了吗？”
“当真是毁我文明！”
清朝
乾隆气的牙痒痒。“这天幕是何意思？我大清怎么会有如此不堪呢？《四库全书》明明就是古往今来天下第一书！”
“《农政全书》不过东林党人那群亡国之臣写的农书罢了，纵然有些本事在里面，又怎么和我大清内容之广历朝之最的《四库全书》对比！”
【而此书被封禁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主修的徐光启是明朝内阁高官，参与编修的如陈子龙等都是明朝对清的主战派，他们为明军击杀早期清军立下了不少背后的辛劳。
所以，纵然《农政全书》是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一部科学范本，而清政府依然选择了将其进行销毁禁传。
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一直保持着藩属关系。李朝政府为普及农业生产知识和方法，积极译介中国农书，其中就包括《农政全书》。
李朝实学家朴趾源针对中国农书提出：“有心人可取而细考焉，则吾东生民贫瘁欲死，庶几有疗耳。”
李朝后期，朝鲜发生大规模饥荒，李朝官员徐有榘设法将甘薯引入朝鲜种植，他将《农政全书》内容结合朝鲜实际，编撰了《种薯谱》一书。
此外，徐有榘编撰的农学巨着《林园经济十六志》也大量征引《农政全书》的内容。
可见，《农政全书》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鲜的农业状况，促进了朝鲜的农书创作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良。
17世纪到18世纪，西方世界曾掀起一股由来华传教士引发的介绍和研究华夏文化的“中国热”，大量华夏文化典籍在欧洲翻译出版，《农政全书》也被引入了欧洲。
1735年，髪国巴黎的耶稣教徒杜赫德根据在华27名传教士收集的相关信息编撰了系统介绍华夏情况的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
在第二卷中收录了由传教士殷弘绪翻译的《农政全书》第31-39卷的《蚕桑》篇，殷弘绪将该篇标题译为《一部教人更多更好地养蚕方法的中国古书之摘要》，向西方世界全面介绍华夏的蚕桑技术。
法国重农学派以《农政全书》为标榜，在政经领域大力推广重农思想。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魁奈和杜尔哥专门着书介绍华夏农业制度，并认为只有农业能增加财富，起到抑制货币和商业资本的作用。
1777年，《中华帝国全志》被翻译成俄文在圣彼得堡出版，时值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推行经济改革，华夏先进的蚕桑和植棉技术在俄国得到全面推广，推动了俄国棉纺织业的发展。
19世纪后，西方世界对《农政全书》的翻译趋向精准化，以服务于当时的农事生产和农学研究。
1849年，日不落国汉学家、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将《农政全书》的《蚕桑》篇再次译为英文并题为《制丝栽桑概论》，并将其作为单行本在上海发行。
1864年，英国人肖氏将《农政全书》第35卷《木棉》篇关于种植棉花的部分译成英文，题为《上海地区植棉概论》发布在《中国丛报》第18卷第9期上。肖氏称《农政全书》为“中国农业的百科全书”。
1865年，俄国人安东尼将《农政全书》和《农桑辑要》两部书中关于蚕桑的部分翻译成俄文，题为《论中国人的养蚕术》，刊发于《俄国昆虫学会会报》第3卷第1期。
意大利人安德烈奥奇将《农政全书》的《荒政》篇中的“玄扈先生除蝗疏”一文译为意大利文，题为《论蝗虫·论述提要》，1870年以单行本发行于米兰，为西方治理蝗灾提供了借鉴。
进入20世纪，《农政全书》作为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料依然为西方世界的学者所关注。
日不落国着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将《农政全书》誉为“一部农业方面的卓越巨着”，并将其收录进巨着《华夏科学技术史》。
在1984年出版的《华夏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与生物技术》的第2册《农业》中，日不落国着名华夏国科技史研究专家白馥兰教授首次用英语较全面地介绍了《农政全书》，并详细分析了其成书过程和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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