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现云骑着马，匆匆赶到城隍庙战地医院。
马匹在庙门前还没停稳，他就翻身而下，他把缰绳丢给身后的警卫员，大步流星地跨过门槛，穿过前殿，走进临时改造成病房的厢房。空气中弥漫着碘酒、血污和潮湿的被褥混合在一起的刺鼻气味，担架在走廊两侧排成一排，伤员躺在上面，有的已经睡着了，有的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有的咬着绷带，额头上渗着豆大的汗珠。卫生员蹲在地上给伤员换药，用盐水清洗伤口，没有麻药，没有止血带，连绷带都是反复洗过、煮过好几次的，已经洗得发白、发硬。
林锐生坐在靠窗的一张病床上，军装已经脱了，只穿着一件被汗水浸透的灰布衬衣。
卫生员正在给他处理伤口，在左侧的腰部位置被子弹划过了伤口，此时伤口口子已经结了一层黑红色的血痂，但伤口太深，还在往外渗血，他谁也没有说，一直撑到了通山县。
蒋现云走进来的时候，林锐生正低着头，卫生员正给他包扎。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两个人四目相对。
卫生员知趣地端着药箱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厢房里安静下来，只剩下窗外偶尔传来的脚步声和远处伤员低低的呻吟。蒋现云走过去，在林锐生对面坐下，两个人面对面，谁也没有先开口。沉默了片刻，他们同时伸出手，两只粗糙的、布满老茧和伤疤的手握在一起，握得很紧很紧，像要把这一路上的千难万险都捏碎在这短短的一握里。
林锐生松开手，抬起头，望向蒋现云，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铁皮上摩擦：“进如同志有消息吗？”
蒋现云摇了摇头。他没有说话，也不需要说话。那个动作已经说明了一切。侯进如带着另一路人马突围之后就失去了联系，电台呼叫不通，侦察兵派出去好几拨，一个都没有回来。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他是死是活。也许他带着队伍翻过了幕阜山，也许他还在敌占区里打游击，也许他已经……蒋现云没有往下想，林锐生也没有再问。两个人沉默地坐着，窗外的暮色越来越深，像一块慢慢合拢的黑布，把整座县城、整座幕阜山、整片天地一点一点地吞没。
他们一边等待，一边也在思考出路。红二十二师、红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军委机关，加上从各个方向突围出来又陆续归队的零散人员，满打满算只有两千多人，不到突围前的5分之一。
现在伤员太多，弹药太少，粮食也撑不了几天。通山县不是久留之地，敌第五军、鄂军第十三师和第四十四师正在从北面和西面包抄过来，第十八军已经进驻武汉，随时可能向南推进。通山县太小，幕阜山太浅，没有纵深，没有回旋余地，在这里待下去就是等死。
蒋现云铺开地图，指着湘赣边境那片淡绿色的山区，对林锐生说了一句，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
他分析了现在的形势，说得缓慢而沉重，像是在陈述一个不愿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鄂省党组织在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损失惨重，基层支部多数被破坏，很多同志牺牲了，很多战士失散，作为敌军的重点防御区域，武汉周边的敌军兵力不降反增，红十八军无法在周边地区坚持打游击。
敌军第五军尾随追击，鄂军第十三师从侧翼包抄，第四十四师刚刚调上来，正在向通山方向推进，而蒋介石的王牌部队第十八军已经进驻武汉，随时可能南下参战。每一路敌军都比他们人多，每一路敌军的装备都比他们好，每一路的敌军都盯着他们，像一群嗅到了血腥味的狼，从四面八方围上来，越逼越近。
南下湘赣根据地，和红六军会合，是现在唯一的选择。蒋现云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滑动，从通山出发，向南，越过幕阜山，穿过修水、铜鼓，进入湘赣边界。那里有红六军，有一块虽然不大但相对稳固的根据地，有群众基础，有回旋余地。两支红军会合，力量可以集中，伤员可以安置，弹药可以补充。
林锐生听完，没有说话，低头看着地图上那条蜿蜒南下的路线，看得很久，像是在丈量什么，又像是在计算什么。他抬起头，看着蒋现云，只说了一个字：“好。”
很快，武汉特别军事委员会召开了通山临时会议。会议室设在县衙后堂的一间厢房里，油灯点了三盏，火苗被窗缝里灌进来的风吹得摇摇晃晃，把墙上的人影拉得忽长忽短。
到场的人不多，长条凳坐了两排，还有人站着。侯进如和另外几名同志在突围中失散，至今没有消息，他们的座位空着，没人去坐，也没人提议撤掉。
林锐生坐在靠墙的一把太师椅上，胸口缠着绑带，手里端着一碗热水，没有喝，只是端着，感受着碗壁传来的那一点微弱的热度。蒋现云站在地图前，把那几条正在合拢的敌军进攻路线和南下湘赣的唯一缺口一条一条地讲清楚。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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