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说的对象（国君）意图厚利，而我以名高说之，他就会认为我无头脑而脱离实际，必不蒙录用了。
被说者（国君）心底里要厚利而貌为名高，我如果便用名高来说他，那就表面被收用，实际被疏远；我如果用厚利说他，那就暗地里用我的话，表面上抛弃我。
这些是不可不事先了解清楚的。
要使事情密合成功，如果言语泄露了秘密，就会失败。未必是他本身（亲自）泄露了秘密，而只是在言语中提到国君内心所隐匿的秘密事情，这就会危及他的生命。
被说者表面做此事，内心实想成彼事。说者不仅知道此事，又知他做此事的意图在于成彼事，这样必有生命危。
国君暗中规划一件异常的事，而规划对了，明智的人从旁把这件秘密事情猜出来了，此事的泄露，必会怀疑到是说者失密，所以会危及他的生命。
国君与游说的人的相知还没达到深厚亲密的程度，而游说的人尽其所知来讲知心的话，其说即使得行而且有功，其人却被遗忘了；
其说不行而失败，则会被怀疑，这样就会危及生命。贵人有过错，而说者明说礼义揭露其错误，这样会危及生命。
贵人谋有所得（得良策）而想自以为有功，如果说者知道了，也会危及生命。国君做不到的事，勉强他去做，国君不肯停止的事，阻止他做，这样也会危及生命。
如果与国君议论在位的大臣，离间国君的君臣关系；说者与国君论及小人的才能，国君便疑说者存心推荐，卖我之权；论及国君所爱，则国君以为在拿自己所宠爱的人作为靠山；论及国君所憎，则国君以为在试探自己含怒的深浅。
（游说的人）精简他的说辞，则国君以为自己不智而拙钝；琐琐碎碎地作广博的辩说，则国君以为嫌他话多；省略事情，直陈己意，则国君以为怯懦（害怕）而不敢全说（说不尽）；把考虑的事情广泛地谈论，则国君以为粗野而且傲慢。这些困难（难事），不可不知。
大凡游说国君时的急务，知道怎样来粉饰国君所矜夸自豪的事，而消除他所引以为耻的事。当他有某种自私的急需时，说者就必须表示也合乎公义的看法来鼓励他。
国君的意图有某种卑下的倾向，而自己却说不出来，说者应为他粉饰其美而对他的不为不表示不满。他心过高而实不能及，说者要为他举出他所羡慕而做不到的事的缺点与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
有欲望夸耀他的智能，则为之举出同类的别的事情，多替他找些依据，使之采取我的说法，而假装不知道，以助其智。
想给国君献纳与人共全的话，则必须明言其为公义，又暗示其合于私利。想说危害之事，并加以诋毁，而私利、私患足以打动国君的心理，但彼又好名，所以不能显言，须得用暗示的方法，一面提醒他，同时又保全了他的体面。
他人有与国君同德行，誉他人即所以誉国君，而可以不露阿谀国君之迹。他事有与国君所做的事同计，规划他事即所以规划此事，而可以不犯扬己之嫌，不掠国君之美。
有与他同流合污者，则必然用大力来粉饰他没有伤害；有与他相同的失败者，则必然用明言来粉饰他没有错误。
他自己夸张自己的力量，那就不必用他所认为难的事情来压平他的自多之心。国君自勇其决断，说者不要拿他的劲敌来激怒他；
他以为自己的计策机智，说者勿拿他的失误来窘他。游说的大意没有违背人主的思想，言辞无所抵触，然后就会受骋智辩。从这条道路上所取得的收获，亲近都不会怀疑而得到全部言辞。
伊尹做膳夫，以求得到商汤的任用，百里奚卖身于秦，成为奴隶去养牛，以求得到秦穆公的任用。都是为了求其上位。这两位都是圣人，都不能没有被奴役而得以进升，这样污秽（受辱）。
现今把我的话当作宰虏（膳夫、奴隶）之言来看待，但却可以听用来救世，这不是有才能的人之耻辱。
这样旷日持久，虽周泽而能成功，深刻计谋而不疑，引事理（向国君）谏诤，而不致得罪，明白剖析利害以导致国君立功业，直接指出是非以正其身，这样互相需求（君信臣、臣忠君），这样游说就成功了。
昔日郑武公想要攻伐胡国，事先把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以取乐于他，武公为此事问群臣：“我想用兵，谁可出征？”大夫关其思答道：“可以伐胡。” 武公发怒指斥道：“胡国是兄弟之国，你说可伐，为什么？” 胡国国君听闻后，以郑国是亲戚，没有防备郑国，郑袭胡成功。
宋国有一富人，天下雨把墙冲坏了，儿子说：“不把墙修好，必会有盗贼来偷窃。” 邻居的父亲也这么说。一天夜里果然家财被偷，这家的智子怀疑是邻居的父亲偷的。
这两个人（关其思和邻人之父）说的都应验了，重的被杀身，轻的被人怀疑，这不是知道（问题在哪里）难，而是知道怎样处理（解决问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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