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憾半信半疑地照做，半月后，夜里起夜少了，口干也轻了。他让随从化验尿样，发现甜味淡了许多。“这草竟能管‘甜尿’？”他惊叹于东方草药的神奇，将方子带回波斯，写进《医药集成》，称其“能平人身体液，去甜毒”。
孙思邈的弟子们，在实践中发现了泽泻的“双向调节”之力。有个病人，不光消渴，还总觉得身上发沉，皮肤像涂了油。用泽泻配茵陈、栀子，既能去湿，又能降糖，“就像给油腻的汤锅撇油，汤清了，火也稳了”。他们在《千金翼方》里写道：“泽泻之功，在‘清’不在‘泻’，清其浊则正自安。”
此时的泽泻种植，也有了讲究。药农们发现，生于渭水湿地的泽泻，“去湿力强”；生于山地溪流的，“清甜味足”——前者宜治水湿肿满，后者宜治消渴引饮。这种“道地性”的认知，让泽泻的应用更精准，也暗合了“因地制宜”的平衡之道。
第四回 宋元思辨 理法渐明
北宋的《本草图经》里，出现了对泽泻功效的系统总结：“泽泻，利水道，消痰饮，止消渴，功近而力缓。”作者苏颂特意注明：“不若茯苓之渗，不若猪苓之利，然其能兼调脾胃，使水湿去而不伤正，此其长也。”
汴京的太医局里，医官们正为一个病案争论不休。患者是个武将，长期饮酒，得了“酒疸”，身目发黄，小便如浓茶，还伴有口渴多饮。一派主张用茵陈蒿汤清湿热，一派认为应加泽泻，“不光要去湿，还要顾其消渴”。
最终，首席医官选用了茵陈蒿汤加泽泻，三日后黄疸渐退，口渴也减轻了。“泽泻在这里，不光是利水，更是引导湿热从水道走，同时护着津液不被苦寒药伤了。”他在会诊记录里写道，“这就像治理黄河，既要排洪，又要护堤，缺一不可。”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对泽泻“调糖”的功效有更深的体悟。他提出“消渴皆燥热为病”，却也强调“湿浊内阻是关键”。有个“中消”病人，多食易饥，大便溏泄，朱丹溪用泽泻配苍术、黄柏，“去湿浊以除热，热除则渴自止”。病人连服一月，饭量减了，精神却好了，这让他在《格致余论》里感叹：“泽泻，湿浊之克星，燥热之良友也。”
民间的实践则更鲜活。渭水流域的药农，会把泽泻与玉米须同煮，给“消渴”的家人当茶喝；江南的妇人，用泽泻根炖猪肚，给产后水肿又口渴的产妇补身。这些未载入典籍的用法，像支流汇入江河，让泽泻的平衡之术在生活中不断丰富。
元代的《农桑辑要》，甚至记载了泽泻与杂粮轮作的方法：“稻田种泽泻一载，次年种麦，麦茂粮丰，且泽泻质佳。”这无意中揭示了泽泻“调节土壤代谢”的特性，与它“调节人体代谢”的功效形成奇妙的呼应——草木的智慧，原是通着天地人的。
（上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