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诋毁自己，应当退而反思自身。如果自己有值得诋毁的行为，那么别人的话就是对的；如果自己没有值得诋毁的行为，那么别人的话就是胡说八道。如果是对的，就不要怨恨别人；如果是胡说八道，也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又何必报复呢？而且听到别人诋毁自己就生气的人，是讨厌听到难听的话加在自己身上，如果去报复，反而会让人更加诋毁自己，不如沉默而自我修养。俗话说：“抵御寒冷最好的办法是穿厚衣服，停止诽谤最好的办法是自我修养。”这句话说得太对了。如果和那些喜欢搬弄是非、凶险狡诈的人交往，即使是接近他们都不行，更何况和他们对抗呢？那危害就更大了。那些虚伪的人，说话不讲道理，做事不顾及自己的言行，他们很浮浅，比较容易识别；但世上的人却被他们迷惑，还不用他们的言行来检验他们。最近济阴的魏讽、山阳的曹伟，都因为邪恶而失败，迷惑了当世的人，挟持奸邪之人，煽动年轻人。虽然他们最终被处以极刑，成为明显的警戒，但他们所污染的人已经很多了。能不谨慎吗？
像那些隐居山林的人，像伯夷、叔齐那样的人，甘愿在首阳山长期挨饿，安心在绵山赴火自焚，虽然可以激励贪婪的人，改变风俗，但圣人也不会这样做，我也不愿意这样做。现在你们的祖先世代都有官职，以仁义为名，以谨慎着称，在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在外面努力学习。
我和当时的人一起做事，虽然出处不同，但各有可取之处。颍川的郭伯益，喜好通达，聪明又有知识。他为人不够宽宏大量，轻视权贵有余；遇到值得尊重的人，重视他如山；遇到不值得尊重的人，轻视他如草。我因为了解他而亲近他，但不希望你们这样做。北海的徐伟长，不追求名声，不追求不正当的利益，淡泊自守，只追求道义。他有所是非，就借助古人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当时并不褒贬别人。
我敬重他，希望你们向他学习。东平的刘公干，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忠诚有大节，但性格行为不够稳定，很少有所顾忌，得失可以相互补充。我喜爱他，尊重他，但不希望你们仰慕他。乐安的任昭先，淳朴笃实，遵循道义，内心聪敏，对外宽厚，谦逊恭敬，让贤推功，身处困境而不回避，怯懦却有义勇，在朝中忘记个人得失。我与他友好，希望你们效仿他。
如果把上述这些道理加以引申，触类旁通，你们大概可以理解其中的一点意思。在使用钱财时，要先考虑家族的利益；在施舍时，要优先帮助那些急需的人；在出入时，要关心那些年老的人；在讨论问题时，要避免贬低他人；在做官时，要崇尚忠诚和节操；在选择朋友时，要注重实际的品德；在处世时，要警惕骄傲和放纵；在贫穷和低贱时，要谨慎，不要悲伤；在进退时，要考虑是否合适；在做事时，要反复思考。做到这些，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青龙四年，皇帝下诏说：“想要得到有才智、有文章、谋虑深远、能够从远处看到近处、从模糊中看到清晰、筹划不落空、策略不徒劳、端庄谨慎、清静严肃、勤奋不懈、志向在公的人，不限年龄，不论贵贱，卿校以上的官员各举荐一人。”太尉司马懿推荐了王昶。正始年间，王昶转任徐州刺史，被封为武观亭侯，后升任征南将军，持节都督荆、豫诸军事。王昶认为国家有固定的军队，但战争没有固定的胜利；地形有固定的险要，但防守没有固定的形式。现在驻扎在宛城，距离襄阳三百多里，各军分散驻扎，船只停在宣池，一旦有紧急情况，无法相互支援。于是他上表请求将治所迁至新野，在二州训练水军，广泛开垦农田，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
嘉平初年，太傅司马懿在诛杀了曹爽之后，开始向大臣们询问治国的得失。王昶提出了五点治国策略：
第一，他主张要重视道德教育和学术研究，杜绝浮华之风，让国子监的学生进入太学深造，同时也要办好地方的学校。
第二，他主张要实行考试制度。考试就像是一把尺子，没有尺子就没办法准确地判断曲直，没有考核和升降制度，就不能准确地评价一个人的能力。
第三，他主张让官员们长期担任职务，如果他们有政绩，就提升他们的职位，赐予他们爵位。
第四，他主张要精简官职，给予官员们足够的俸禄，用廉洁和羞耻心来激励他们，不要让他们和百姓争利。
第五，他主张要杜绝奢侈浪费，提倡节俭。要让衣服有明确的等级标志，上下有明确的秩序，储存粮食和布匹，让百姓回归朴素的生活。
皇帝下诏书表扬了王昶的建议，并让他负责制定百官考核制度。王昶认为，虽然唐虞时期有升降官员的制度，但没有具体的考核办法。周朝的冢宰负责考核群吏的政绩并给予赏罚，但也没有具体的比较制度。由此可见，圣明的君主善于任用贤能之人，大致规定了升降官员的制度，把具体的事务交给高级官员去处理，而自己则总揽全局，所以官员的能力如何是可以知道的。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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