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时候，几人回到谢文东家。彩霞忙着做饭，刘桂兰和王秀莲也留下来帮忙，厨房里很快就飘出了饭菜香。李为民则坐在院子里，拿出小本子，开始跟谢文东聊起来。
“谢同志，您以前是抗日游击队的？能讲讲当时的经历吗？”李为民问道。
谢文东端着茶，沉默了片刻，像是陷入了回忆。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洒在他脸上，映出深浅不一的纹路。“那是1942年的冬天，我才十八岁，跟着队长在山里打游击。有一次为了掩护村民转移，我们跟鬼子在山口打了一仗，队里牺牲了好几个兄弟。”他的声音低沉，“我记得有个叫小石头的兄弟，才十六岁，中了枪，还笑着说要等胜利了，回家种庄稼。”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眼里闪过一丝痛楚。彩霞端着菜出来，正好听到这话，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她记得那天，谢文东拖着受伤的身体回来，浑身是血，抱着她哭了很久，说自己没保护好兄弟们。那是她第一次见他哭，也是唯一一次。
李为民静静地听着，笔不停地写着，眼眶也有些发红。“那后来呢？您是怎么从游击队转到村里，带领村民种地的？”
“抗战胜利后，我就回村了，”谢文东笑了笑，“队长说，和平年代，种好地、让大伙吃饱饭，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刚开始村里的地收成不好，我就去镇上请教农技员，又领着大伙修水渠、改土地，慢慢就好起来了。”
这时，刘桂兰端着一碗炖土豆出来，插嘴道：“李记者，你是没见那时候的难处！修水渠的时候，冬天特别冷，渠里全是冰，东子哥带头跳进水里挖泥，冻得腿都肿了，也没喊过一声苦！”
“还有去年修晒谷场，石子不够，他就带领大伙去河里捞鹅卵石，天天泡在凉水里，回来就发高烧，还硬撑着上工！”王秀莲也跟着说。
谢文东看着两人，笑着摆手：“都是大伙一起干的，不能只说我。”
午饭过后，李为民又提出要去合作社看看。合作社里，几个村民正在买盐和火柴，负责人见谢文东来了，连忙迎上来。李为民四处看了看，指着货架上的粮食和日用品，问道：“谢同志，合作社的物资都是您负责协调的吗？”
“是大伙一起商量着来，”谢文东说，“以前村里买东西得去镇上，路远又不方便，我就跟公社申请，办了这个合作社，让大伙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东西。”他说着，看向一个正在买布料的妇人：“三婶，这布料是给丫头做衣裳的？”
那妇人笑着点头：“是啊，东子哥。多亏了合作社，这布料比镇上还便宜点。”
李为民趁机走过去，跟那妇人聊了起来。妇人打开了话匣子，不停地夸谢文东：“东子哥是个实在人，啥都为大伙着想。前年我家丫头考上了镇上的学，没钱交学费，还是他帮衬的。不光是我家，村里谁家有难处，他都伸手帮。”
从合作社出来，李为民又跟着谢文东去了之前修的晒谷场。晒谷场上，几个村民正在翻晒麦子，金灿灿的麦子铺了一大片，看着格外喜人。李为民举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转头对谢文东说：“谢同志，我听说您以前被人误会过是‘匪首’？因为抗战的时候，有时候为了获取物资，可能会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
这个问题有点尖锐，旁边的村民们都安静下来，看向谢文东。谢文东却很平静，点了点头：“确实有过。那时候山里缺粮缺枪，为了给兄弟们找吃的、找武器，我们曾经抢过地主的粮仓。后来解放了，有人就误会我们是土匪。”他顿了顿，看向身边的彩霞，“那时候多亏了彩霞，她一直相信我，还帮我跟村民们解释。”
彩霞的脸颊微微发红，想起那时候的日子。村里有人背后说谢文东是“匪首”，她就一个个去解释，说他是为了抗日，是为了保护村民。有人不相信，她就把谢文东受伤的伤疤露出来，说这些都是跟鬼子打仗留下的。那时候虽然难，但她从没想过要放弃他。
李为民看着两人之间的眼神交流，笑着问道：“谢同志，那您觉得，从以前的游击队战士，到现在的村民带头人，从被人误会的‘匪首’到人人称赞的劳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谢文东沉默了片刻，目光扫过晒谷场，扫过远处的稻田，最后落在彩霞脸上，露出一个朴实的笑：“以前不管是打仗还是抢物资，都是为了活下去，为自己，也为身边的兄弟。现在不一样了，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村里的大伙——让他们能吃饱饭，能过上好日子。心里踏实，比啥都强。”
这话简单朴实，却让在场的人都深受触动。李为民点了点头，郑重地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然后举起相机：“谢同志，张嫂子，你们俩站在一起，我给你们拍张合照吧？留个纪念。”
彩霞一下子就脸红了，连忙拢了拢额前的碎发，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谢文东。谢文东伸出手，自然地拉住她的手，两人并肩站在晒谷场边，身后是金灿灿的麦子，身前是湛蓝的天空。“笑一个。”李为民说着，按下了快门。闪光灯一闪，将两人的笑容定格在镜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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