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漆涂抹的“拆”字如同巨大伤口般醒目刻在村口的青砖墙上，如灼灼烈日下突兀流下的血泪。自拆迁分房公告张贴以来，这方寸之地便沸腾起来，人心像被投入滚烫油锅，在焦虑与渴盼中疯狂翻滚。弄堂口简陋的茶摊上，那台老旧收音机不知疲倦地重复播放着拆迁补偿标准，字字句句宛如滚烫的烙铁，深深灼入每个竖起耳朵聆听者的神经末梢。
就在这焦灼喧嚣中，第一张假离婚证便轻飘飘落到了村口陈老头的修鞋摊前。赵老师夫妇并肩而立，两人神情仿佛在排练一出彼此心知肚明的尴尬戏码。赵老师目光躲闪，不敢直视眼前为他缝补了十几年鞋子的陈老头；他妻子则紧紧捏着那张薄薄的证书，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像紧攥着唯一通向黄金之门的钥匙。
“陈伯，劳您给看看，这……能管用不？”赵老师的声音干涩，尾音几乎轻不可闻。
陈老头抬起浑浊的眼睛，目光掠过证书上那枚鲜红却冰冷的印章，轻轻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他低头继续对付手中一只开了胶的旧皮鞋，胶水气味弥漫开来，苦涩地缠绕在空气里。
村子深处，馄饨店老板夫妇的行动更为急迫。翌日清晨，这对夫妇竟从城郊拾回一个裹在破旧襁褓里的弃婴。女人笨拙地抱着那小小的一团，手指微微颤抖，男人则在一旁搓着手，眼睛却闪烁着精明的光芒，低声道：“户口多一口人，多分三十平，值了！就叫‘招财’吧，顺口又吉利。”女人迟疑地点点头，目光在婴儿皱巴巴的小脸上停留片刻，终究被男人描绘的“三十平米”金光所淹没。
当夜，村里裁缝家的争执声刺破沉寂。裁缝老张正使出浑身解数，软硬兼施，逼迫早已远嫁的女儿立刻将户口迁回这即将化为乌有的老巢。女儿在电话那头哽咽着，声音支离破碎：“爸，那边婆家不肯放，我……我怎么办啊？”老张急得直跺脚，电话听筒几乎要被他捏碎：“死脑筋！放？放个屁！多一口人就是多一份房！你是我生的，户口就得回来！不行，就离婚也要把户口迁回家。”他猛地摔下电话，胸脯剧烈起伏，仿佛刚打完一场生死之战。
真正让陈老头脊背发凉的，是第三天夜里。混子阿强幽灵般闪进他的小屋，带着一身廉价白酒的呛人气息，将几张皱巴巴的纸拍在油腻的小木桌上。“陈伯，您是明白人，”阿强压着嗓子，眼珠在昏暗灯光下滴溜溜乱转，“帮我爹弄张‘死亡证明’，他瘫床上五年了，早该算‘死人’了！多一份房，少不了您的好处。”陈老头的手一抖，锥子差点扎进指头。他看着纸上那些陌生而冰冷的公章痕迹，心口一阵发堵。阿强那个瘫在阁楼上的爹，陈老头还给他修过轮椅的轱辘，那老人浑浊的眼睛里还残留着一点微弱的光。阿强见他不语，不耐烦地催促道：“您就说，行不行？”陈老头闭上眼，轻轻摇了摇头。阿强骂了句脏话，一把抓起那几张伪造的纸，像败犬般悻悻地消失在门外浓重的夜色里。
当村里的算计达到白热化，连逝去的人也被惊扰。李老太的儿子红着眼圈，挨家挨户哀求着邻居们：“求大家帮帮忙，我妈刚走没几年，可拆迁办查底档也就看个大概……大家千万口风紧点，就说我妈还在，还在啊！”他挨个作揖，那姿态近乎卑微的乞讨。邻居们有的尴尬别开脸，有的敷衍点头，有的则眼珠一转，心里飞快盘算着此刻的“帮忙”日后能折算成多少好处。死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竟也显得如此轻飘而可以篡改。陈老头默默看着李老太儿子蹒跚远去的背影，想起自己那早已夭折在异乡的儿子——若他活着，自己的户口本上，是否也能多出一个人？
村口的“美美发廊”成了这场疯狂里最直白的交易所。发廊洗头妹阿芳的“喜讯”像风一样刮遍每个角落——她和那个三天前才搬进村里、据说在工地干零活的光棍火速扯了结婚证。发廊玻璃上那个刺目的“囍”字剪纸，红得廉价而扎眼。阿芳倚在门框上磕瓜子，脸上是新嫁娘特有的浓艳脂粉，眼神却像打量货品般扫视着弄堂里攒动的人头，对前来道贺的邻居们大声说：“结婚嘛，赶早不如赶巧！正好，多一个人头，多一份面积！”她尖利的笑声在弄堂里横冲直撞。
夜幕再次降临，福康里却如同一个在巨大压力下濒临炸裂的锅炉。赵老师夫妇蜷缩在各自分居的小床上，隔着薄薄的板壁，能清晰听到对方翻身的窸窣声，那本崭新的离婚证在黑暗里烫得人心慌。裁缝老张的女儿最终没能顶住父亲日夜不休的电话轰炸，趁着夜色偷偷溜回娘家，前脚刚踏进门，后脚她那怒气冲天的丈夫就追打而来，污言秽语的咒骂和女人惊恐的哭叫撕碎了弄堂的宁静。老张挥舞着裁衣的大剪刀挡在门口，脸红脖子粗地咆哮：“打！你打！户口迁回来了，她就是我家的人！打死你也带不走！”混乱中，不知谁家的窗玻璃哗啦一声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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