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行政听证厅的电子钟跳到九点整时，林昭西装第三颗纽扣刚好抵住桌面。
他垂眸扫过三份文件：原始评估报告边缘泛着旧报纸的黄，会议录音转录稿上“3500万”三个字被红笔圈了七次，资产流向图谱的箭头从棉纺厂账户直指新联实业——像根淬毒的针，扎进二十年的黑幕里。
旁听席传来布料摩擦声。
百余个蓝布徽章在晨光里晃动，“我们活过”四个字被绣得针脚密实，像用血泪缝上去的。
林昭抬头时，看见第一排最左边的柳知秋攥着衣角，指节发白。
她鬓角的白发沾着晨露，是凌晨五点就来排队的痕迹。
“秦守中同志委托律师提交了医疗证明。”主持人推了推眼镜，声音里带着刻意的平稳，“但根据《行政听证条例》第二十一条，当事人无正当理由缺席，不影响听证会进行。”
林昭站起来。
椅子与地面摩擦的声响让全场瞬间静下来。
他听见自己的心跳撞着胸腔，像擂在老棉纺厂那口破铜钟上——当年父亲就是在那口钟下，被骂作“改革绊脚石”的。
“既然当事人缺席，那就让证据说话。”他的声音比想象中更稳，稳得像块压舱石，“首先，我们调取了1998年棉纺厂改制时的原始评估档案。”他翻开第一份文件，“根据市国资委现存底档，棉纺厂当时的固定资产估值应为1.2亿，但最终上会的评估报告只有3500万——差额部分去了哪里？”
后排传来抽气声。
有位穿旧工装的老人突然站起来，袖子上还沾着机油：“当年说厂子资不抵债才改制，合着是把我们的血汗钱……”
“第二份证据。”林昭提高音量，盖住议论声，“这是2001年1月15日改制决策会的录音转录稿。”他敲了敲第二份文件，“会议记录显示，时任青阳区副区长秦守中同志明确指示：‘3500万，不能再多’。而根据技术鉴定，这份录音的原始载体，是当年在场的财务科长私藏的微型磁带。”
苏绾从法律顾问席站起。
她今天穿了件墨绿真丝衬衫，领口别着枚珍珠胸针——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挡住领口的微型扩音器。
当录音里秦守中的声音响起时，她看见柳知秋的肩膀开始发抖。
“3500万，不能再多。”
“工人安置费压到最低标准。”
“新联实业的周总说了，这是合作诚意。”
最后一句像颗炸弹。
旁听席炸开了锅。
有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冲上台要抢话筒，被安保架住时吼得嗓子劈了：“周立群他爹当年请我们喝酒，说改制后人人当股东！结果呢？我老婆癌症没钱治，他儿子在新加坡住别墅！”
林昭按住桌沿。
他能感觉到掌心的温度透过文件纸渗进去，像要把那些谎言都烫穿。
余光瞥见柳知秋攥着个蓝布包走上发言台，布包边角磨得发亮，是十年信访磨出来的茧。
“我是柳知秋。”她的声音带着砂纸擦过铁皮的哑，“1998年棉纺厂下岗女工，编号0734。”她翻开布包，露出本厚得像砖块的《信访日志》，“这是我父亲唐小根的，他记了十八年——哪天去了信访局，哪天被劝返，哪天吃了闭门羹。”
纸页翻动的声音像雨打在旧屋檐。
林昭看见她翻到最后一页，墨迹已经晕开，却依然能辨认出：“1999年3月12日，陈国富上吊。工资条在儿子书包里，写着‘别让老师知道你爸是懒人’。”
全场寂静。
有人低头啜泣，有人攥着拳头砸膝盖，有个老太太突然颤巍巍站起来：“我儿子王强，2002年冬天在工地摔断腿，赔偿金被说成‘改制遗留问题’，拖到现在……”
林昭的喉结动了动。
他想起昨夜苏绾发来的名单：二十三年间，棉纺厂下岗工人中，因病致贫67人，意外致残23人，非正常死亡11人。
名单最后有行小字：林正雄（林昭父亲），2003年因“阻碍改制”被停职，2005年病逝于出租屋。
中午十二点零七分，听证厅外的梧桐树下。
唐小舟突然从人群里挤出来。
这个总在信访局角落低头记笔记的年轻人，此刻眼眶红得像浸了血。
他把一个旧书包往林昭怀里一塞，转身就走，鞋跟在大理石地面敲出急促的鼓点。
书包带磨得发毛，边角沾着洗不净的蓝墨水。
林昭蹲下来打开，首先掉出的是张泛黄的数学试卷，分数栏写着“98”，批语是歪歪扭扭的钢笔字：“小宇，你爸很为你骄傲。”他认得这字迹——陈国富的，和信访局存档的工资条笔迹一模一样。
“小宇是他儿子。”柳知秋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声音轻得像叹息，“当年陈叔走后，孩子被亲戚收养，后来考上了师范大学……前几天给我发消息，说想把爸爸的东西交给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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