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着墙上《史记·货殖列传》拓片说："陶朱公三次聚积千金，其术在'能选择人才并把握时机'（同上），此认知通于天时、地利、人和。而汉朝的王莽，'托古改制，下令将天下田地改名为王田，奴婢改名为私属，都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其认知错误在于'以为制度制定后天下自会太平，所以致力于地理规划，制礼作乐，拼凑《六经》之说'（同上），不知'经济之道贵在因俗而变'，最终导致'农民商人失业，粮食财货皆废，百姓在街市上哭泣'（同上），财富体系崩溃，新朝覆灭。这难道不是认知胶于古制而昧于时变，反将财富改革变为祸端吗？"
张公续言："李公谈术，我来谈心。《孟子·滕文公上》说：'有固定产业者有固定心志，无固定产业者无固定心志。'但'恒心'是认知的基础。宋朝的蔡京，'拜相后即改盐法，铸当十大钱，毒害天下'（《宋史·蔡京传》），其聚财之术不可谓不精，然认知仅限于'丰亨豫大'之说，倡导'如今货币积累超过五千万，和谐足以推广礼乐，富足足以备办礼仪'（同上），不知'财是国家命脉与万事根本'（《宋史·食货志》），当藏富于民，最终导致'黄河决堤，饥民遍野，而蔡京正顾着修宅第、收书画'（同上），认知不足且心术已歪，财富愈多民怨愈深，这难道不是认知之罪延及家国吗？"
论知命守恒：道家视角下的财富认知
陈生蹙眉问："二老谈及古今，都认为认知不足是财富之祸。但《老子》说'难得之货令人行为不端'，难道财富本身就是祸端吗？"
张公抚案道："问得好！《老子》又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四十四章），并非说财富是祸，而是说认知不足于'知足知止'才是祸。从前楚庄王'赐酒群臣，日暮酒酣，灯烛熄灭，有人拉扯美人衣服，美人扯断其冠缨'（《说苑·复恩》），庄王认知在于'赐人饮酒，使他醉后失礼，怎能为显妇人贞节而辱士？'"（同上），于是命'今日与寡人饮酒，不扯断冠缨者不尽兴'（同上），此认知通于'宽仁'，后来'晋楚在邲之战，楚师败晋'（同上），将士奋勇争先，这是认知匹配德行而财富（国力）自固。反观齐湣王'灭宋后骄傲，想当天子'（《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其认知不足于'诸侯不可虚尊'，于是'燕、秦、楚、三晋合谋伐齐'（同上），'乐毅破齐，湣王逃亡，被淖齿杀于莒'（同上），齐国财富尽被燕人掳走，这难道不是认知不足于'谦受益，满招损'（《尚书·大禹谟》），而妄贪财富之极吗？"
李公展开《庄子·秋水》说："河伯问：'那么我以天地为大、以毫末为小，可以吗？'北海若答：'不。万物的量无穷，时间无终止，名分无恒定，终始无原因。'财富的量如天地无穷，认知的明澈需如秋水澄明。汉朝的疏广，'任太傅，兄长之子疏受任少傅，父子同为师傅，朝廷以为荣耀'（《汉书·疏广传》），告老时，'皇帝因其年事已高，都准许，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五十斤'（同上），疏广回乡后，'每日令家人备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相与娱乐'（同上），其认知在于'贤能而多财则损其志，愚笨而多财则增其过'（同上），故散财全志，这是认知通于'祸福相倚'（《道德经》五十八章）之理。而南朝梁的萧宏，'生性爱钱，百万为一聚，用黄榜标注，千万为一库，悬挂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南史·临川靖惠王宏传》），梁武帝'知道他积钱，派人说："阿六，你可来说话？"'（同上），萧宏'惶恐不知何为'，认知仅在守财而不知'财聚人散'之患，后来'萧宏妾弟吴法寿性情粗野狡诈，仗着萧宏无所畏惧，竟杀人'（同上），萧宏受牵连，'皇帝虽不加罪，然从此疏远他'（同上），财富虽在而势位尽失，这难道不是认知如井底之蛙，只见铜钱不见天吗？"
张公叹道："疏广散财而名存，萧宏聚财而势去，这足以证明认知的关键在于知晓'财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隋朝的杨素，'富贵已极，于是修营第宅，早晨毁坏晚上重建，营造不止'（《隋书·杨素传》），认知仅限于'人生富贵当以享乐为务'，不知'器满则倾，月满则亏'（《周易·丰卦》），到儿子杨玄感'见朝政日乱，而皇帝多猜忌，内心不安'（《隋书·杨玄感传》），遂举兵反叛，'杨素虽死，竟遭剖棺毁尸之祸'（同上），这难道不是认知不足于'保泰持盈'，而使财富终成灭族之因吗？"
论知变守常：古今财富认知之通鉴
陈生再次叩拜说："二老引诸子百家、古今事例，晚生已知晓认知不配财富之害。请问认知的关键应以何为宗？"
李公整衣道："其宗有三：一为知时，二为知止，三为知变。《周易·系辞》说：'变通是为了趋合时势。'陶朱公'等待时机转售货物，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史记·货殖列传》），此为知时；疏广'散金避祸，保身全后'（《汉书·疏广传》），此为知止；桑弘羊'统管天下盐铁之利，以佐助国家急务'（《汉书·食货志》），此为知变。知时则不逆潮流，知止则不蹈危机，知变则不穷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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