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前一周，杭州突然暖了。运河边的柳树像是一夜之间被催醒了，昨天还是光秃秃的枝条上只挂着几粒干瘪的冬芽，今天再一看，嫩绿的叶尖已经从褐色的芽鳞里钻出来，软软的，茸茸的，在风里轻轻颤着。柯依柳早晨去修复中心上班的时候经过拱宸桥，发现桥头那棵老柳树的枝条已经垂到了水面上，柳叶刚展开不到半寸，颜色是最鲜最嫩的黄绿色，被晨光照透了像一片片薄薄的翡翠。她站在桥头看了一会儿，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了一条微信给白三生。
“桥头的柳树发芽了。”
那边很快回了一条：“下午我来看。”又说，“今天把最后一块展板写完。写到你了。”
柯依柳盯着“写到你了”四个字看了一阵子，然后把手机收进口袋。她知道白三生最近在干什么。温如的七七过后，修复中心决定给温如办一场正式的追思展，不是在内部展厅——是在灵隐寺藏经阁旁边的法堂里，由寺里和修复中心联合主办。展期定在春分那天，展品涵盖了温如这辈子经手过的大部分重要修复项目，从莫高窟的唐代壁画到法门寺的丝织品，从灵隐寺药师殿壁画到无数件她修过却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藏品。白三生主动揽下了展览视觉设计的活——展墙的颜色、展柜的灯光角度、展签的字体和字号，每一件都是他亲手做的。他说这件事没有人能替他做，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温如的修复和这些器物背后那条漫长的时间线之间是什么关系。
柯依柳也有她的活。温如的修复日志——从陕西考古队时期到今年初的最后一次现场勘查记录——堆满了修复室的一整张工作台。她的任务是把这些日志逐页翻阅、编目、摘录出可以公开展示的段落，然后把原件和摘录件一起归档保存。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温如留给她的最后一份功课。她在整理日志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温如从未对人提起过的细节——比如温如在修补日光菩萨左眉时留下的备注里，反复纠结的不只是那零点三毫米的偏移，还有她在下笔之前站在药师殿里对壁画合十默念的三句话；再比如温如在一九八四年四月那张在云南山茶花田拍摄的照片背面，除了日期和地点，还用极淡的铅笔字写了一句话：“闻香识得故人来。此香与法门寺地宫袈裟内层手帕上的山茶花油为同一配方。”
温如从来没有告诉过她这个发现，更没有在任何正式场合提及。她只是悄悄地把这个秘密写在照片背面，夹进修复日志里，等着有一天有人翻到这一页。
傍晚柯依柳走出修复中心的时候天空呈现出一片极淡的粉紫色，是春分前后特有的那种暮色。白三生在修复室楼下等她，手里推着一辆刚在河坊街租来的自行车，车后座上夹着他的速写本和一叠展板小样。他说最后一块展板的设计稿放在灵隐寺法堂里了——是温如和观音院那部分的——写完的时候他在展板底下留了一行小字。她问留了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只说春分那天你自己看。
两个人沿着运河骑车回去。白三生骑车很稳，不快不慢，遇到坑洼会提前绕开，遇到上坡会下来推着走，让柯依柳不用跳下车。他们在小河直街口停下来买了两份葱包烩，坐在河边的石阶上吃。河水比冬天涨了些，颜色也从灰黑转成了暗绿，偶尔有一两条小鱼在水面上打个旋，翻出一小圈银白色的涟漪。
白三生把手里最后一块葱包烩塞进嘴里，嚼完之后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打籽绣的针法我练好了。”
柯依柳偏过头看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小布头——不是蓝靛布，是普通的白棉布——上面歪歪扭扭绣着一个“至”字。字的笔画很不均匀，起针的地方线太松，收针的地方又拉得太紧把布面拽出了一个小褶子，但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完整的“至”字。
“练了很多遍。”他说，把布头翻过来给她看背面——背面打了好几个死结，有些地方线绕了两圈有些地方只绕了一圈，乱得毫无章法，“背面不太好看。但正面，大概能认出来。杨兰因不会嫌我绣得丑。”
柯依柳没有笑他的针脚。她把那块布头接过来，借着路灯的光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从自己的背包里翻出那方杨兰因的蓝靛布。她把两块布并排放在膝盖上——一块是杨兰因一千多年前用打籽绣绣的“既”字，每一针都均匀细密，兰花的花瓣在路灯下泛着靛蓝色特有的幽光；一块是白三生刚刚在画室里练出来的“至”字，针脚粗粝潦草，像刚学走路的孩子留下的脚印。她看着这两个字，忽然觉得它们拼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既至”，是杨兰因起针、杨兰因磨秃了刀、杨兰因没有来得及绣完、白族女人一代一代等下去、等到一个白家后人在杭州河坊街一间厢房里笨拙地收针。
她把两块布叠好放回背包里，说等到春分展览做完，我们就去大理。
白三生嗯了一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然后把手伸向她。她握住他的手站起来，两个人推着自行车沿着运河往家的方向走。天已经完全黑了，运河两岸的红灯笼亮了，拱宸桥的轮廓被灯光勾勒出来，像一座横跨在时间水面上的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