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了解国际问题的钥匙。
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怕老婆故事有几百个，来自美国、英国、北欧的这种故事也有几百个之多，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却一个都没有。
他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
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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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在19世纪就敏锐地发现，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逐渐放弃革命、转而接受议会民主，是因为他们“分享”了英国全球殖民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
他在给马的信中直言：“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这意味着，英国早期的民主化（扩大选举权）并非纯粹的内部进步，而是用来自海外的“横财”收买了内部的反对派。
列宁将这一逻辑系统化：帝国主义国家通过瓜分世界、榨取殖民地超额利润，在经济上“收买”本国的工人阶级上层，使其接受资本主义体制，从而让多党竞争、议会选举这套游戏能够和平地玩下去。
一位教授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命题：西欧各国的帝国主义扩张与其国内工人阶级政党“建制化”在时间线上高度重合，帝国红利为国内的利益协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
这个逻辑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古希腊。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恰恰也是雅典帝国的鼎盛期。
历史学家芬利就曾指出，雅典“从帝国获得的年度岁入比从国内资源获得的公共岁入还要多一些”。
没有提洛同盟的贡金，雅典的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或许根本无法维持那套昂贵而精致的民主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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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长期封闭的民族，一定会失去判断能力。
当年的福建巡抚徐继佘，他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美国和华盛顿的价值，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设王侯，不设官吏，一切皆由民众商定。
他认为这就是三代之治。
令人不解的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林则徐，对他的这位同事极为反感，他认为华夏之制度已经极度完美，不应该提及欧美，并对自己的同事极尽攻击之能事，最终让徐某还甲归田。
经过鸦片战争后，林大人也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知，他也明白了徐大人的认知是多么可贵，于是他开始搜集一切关于外界的政治制度和地理风俗，最终形成为书，可他的命运还与徐继佘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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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运是不是有一定规律的？或者说，是注定的？”
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答案。
否定的居多。
当年北宋易学大师邵雍邵康节，有一天闲来无事。便给桌子上是一只粗瓷大碗算卦。
一算，这只碗将在明天正午时分打碎。
他就想看看这只碗怎么碎的。于是打了个绳结网，把碗吊在房梁上。
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他就坐在屋里一动不动，盯着那碗看。看它究竟怎么碎的。这时候他老婆做好饭了，喊他吃饭。他没动。第二次又喊他，他还没动。
因为时辰马上就到了。
这时候，他老婆见喊他两次没动。拎着烧火棍就进来了。
一看他直愣愣的盯着房梁上吊着那只大碗看。当时就来气了!抡起烧火棍就把大碗打碎了。
这时候，邵庸恍然大悟!原来这碗是这么碎的!
果然都是定数!
你不管怎么挣扎，怎么调整方向，都走不出命运布下的那张网。
邵雍算出了碗破碎的定数，却没算到自己的执着，反而促成了妻子打碎碗的行为，从一开始，这一切就都写定了。
那些不信命的人，拼尽全力想要跳出棋盘，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的挣扎本身，也不过是命运棋盘上早已落好的一子。
在大时代的命运面前，人其实是很渺小的。
但也有许多人与命运抗争，比如：温政，比如：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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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多半是秤砣。
蒂尔加滕公园是欧洲最大的都市公园，它从勃兰登门向西一直到夏洛藤堡的动物园火车站。
这里最初是普鲁士统治者的猎场，茂密的森林、整洁的小径非常适合慢跑、野炊和闲游。
来自杜勒斯大道巨大钟楼的钟声会在每天的中午12点和傍晚6点敲响。
这里居然有七家的咖啡馆。
纸条上并没有说，是那家咖啡馆。
温政与流星沿着整个公园走了一圈，说是走，其实是租了两个自行车，骑着自行车行走都足足花了一天时间。
转到半圈的时候，流星说：“你注意到了没有？蒂尔加滕公园并不是欧洲最大的都市公园，它只是德国第三大公园，柏林第二大公园，略小于同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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