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的延安，北风呼啸。林闻溪站在医疗点门口，望着又一队从前线转送来的伤员，心情沉重。最令他担忧的不是伤员数量的增加，而是其中许多人伤口已经感染化脓，散发出特有的恶臭。
“感染率太高了。”顾静昭检查完一批伤员后，面色凝重地报告，“几乎百分之七十的伤员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我们的磺胺药物已经见底，青霉素更是想都别想。”
林闻溪沉默地点点头。由于国民党封锁和日军进攻，西药供应几乎完全中断。而战伤感染导致的死亡率正在急剧上升。
当天下午，一位年轻战士因气性坏疽不治身亡。手术室内弥漫着无奈与悲痛的气氛。林闻溪清楚地记得，那位战士只有十九岁，腿部受伤后原本不至于丧命，却因感染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当晚，林闻溪在医疗队会议上坚定地说，“我们必须找到替代方案，用中医方法控制感染。”
几位西医-trained的医生面面相觑。一位年轻医生小声嘀咕：“中药能代替抗生素？这不太科学吧...”
林闻溪没有争辩，而是拿出一叠古籍：“《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中都有治疗疮疡感染的方剂。我们的祖先没有抗生素，却同样处理过大量战伤感染。这些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在傅连暲的支持下，林闻溪组建了一个战伤感染控制研究小组。他们开始系统收集和整理中医典籍中关于金疮、痈疽、疮疡治疗的方剂和方法。
研究初期并不顺利。一些传统方剂效果缓慢，无法应对急性的严重感染；另一些则需要稀缺药材，难以大规模应用。
转折点来自一位老郎中的到访。这位自称姓白的老者听说林闻溪在研究中药抗感染，特地步行三十里山路前来献方。
“林大夫，俺家世代行医，有个祖传的‘祛毒生肌散’，对恶疮效果特别好。”白郎中从怀里掏出一个发黄的小册子，“方子在这里，俺老汉没别的要求，只希望它能多救几条性命。”
林闻溪恭敬地接过方子，仔细研究后发现其组方精妙：大黄、黄连清热泻火；乳香、没药活血止痛；冰片、麝香透窍消肿...更重要的是，大部分药材都能在当地采集或种植。
研究小组立即开始配制和试验“祛毒生肌散”。第一批试用的是三位感染已经相当严重的伤员。令人惊喜的是，用药两天后，他们的伤口脓液明显减少，红肿消退，体温也逐渐恢复正常。
“有效！真的有效！”负责护理的顾静昭激动地报告。
但林闻溪没有被初步成功冲昏头脑：“我们需要更多病例和对照研究。同时，还要解决药材供应和制剂标准化问题。”
就在这时，一场严峻的考验突然降临。一支游击队在山中与日军交火后，有二十多名队员受伤。由于缺乏药品，伤员们被紧急送往延安，但途中已经耽搁了三天，大部分伤口严重感染，其中五人已经出现败血症症状。
医疗点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可用空间都住满了伤员，空气中弥漫着伤口腐烂的气味和消毒药水的味道。
林闻溪果断决定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案：情况最危急的伤员使用最后一点磺胺药物；中度感染的用“祛毒生肌散”为主；轻度感染的则用当地采集的新鲜草药外敷。
最棘手的是那位败血症患者，已经高烧昏迷，伤口恶臭，生命垂危。林闻溪在使用最后一点磺胺的同时，加用了中药“清瘟败毒饮”鼻饲，并配合针灸退热。
三天三夜，医疗团队几乎无人合眼。林闻溪穿梭在各病房间，观察记录每位患者的反应，随时调整治疗方案。
第四天清晨，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那位败血症患者体温开始下降，意识逐渐恢复！其他伤员的情况也大多好转，感染得到控制。
“我们成功了！”疲惫不堪的医护人员相拥而庆。
然而林闻溪依然冷静：“这只是临床观察，我们需要更科学的证据。”
在苏联专家伊万诺夫的帮助下，林闻溪建立了一个简易的实验室，开始进行中药抗菌效果的实验研究。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制备中药浸液，加入从伤员伤口取样培养的细菌中，观察抑菌效果。
结果令人振奋：多种中药确实显示出明显的抑菌作用，尤其是黄连、黄芩、连翘等清热类药材。
伊万诺夫看着实验结果，不得不承认：“林，你的中药确实有科学依据。虽然作用机制不如抗生素明确，但在缺乏现代药物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条救命的道路。”
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林闻溪开始系统构建一套中西医结合的战伤感染防控体系：
首先是预防，推广“战场急救包”，内含简易消毒药材和止血药粉； 其次是早期处理，培训卫生员识别感染迹象，及时采用中药外敷； 最后是严重感染的治疗，形成中药内服外敷结合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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