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三月初的港城，启德机场的冷气裹着咸湿的海风，吹得人后颈发凉。
钟清清跟着人流走下舷梯时，指尖先下意识攥了攥帆布包的带子——
包带接口处缝着块浅灰补丁，是她出发前在京城四合院的煤油灯下缝的，粗棉线绕了三圈，针脚歪歪扭扭，线头还露着半寸，故意做得不规整，就为了透着股“跑货小商贩”的实在劲儿，跟港城街头那些背着旧包收旧物的人没两样。
她身上的浅蓝港式连衣裙，是秦婉宜在羊城清平市场淘的二手货，领口和袖口洗得发毛，露出里面泛白的衬里；
裙摆侧边有道不明显的缝补痕迹，是原主人磨破后用同色线补的，针脚比她缝帆布包还糙，长度刚到膝盖，蹲在摊位前挑货时不会卡腿——
这是她特意选的款式，前几天在京城翻港城画报时特意记的，80年代港九的女工、小贩都爱穿这种利落的裙装，不会像“内地贵客”那样扎眼。
外面套的米色针织开衫更旧，衣襟处沾着块洗不掉的浅黄渍痕，是她故意留的，反而觉得这“不完美”更显生活化。
再往下看，她穿的是双黑色平跟灯芯绒布鞋，鞋面压着浅细的菱形纹路，鞋底缝了层橡胶防滑垫——
这是姜国栋出发前连夜缝的，他蹲在四合院的火炉边，手指被针扎了两次，还笑着说“港城的路滑，你跑摊位要是摔了，新厂的事就耽误了”。
鞋边还沾着点京城胡同的黄泥，是她临走前特意在院角的菜畦边蹭的，没擦干净，故意留着点“风尘仆仆”的痕迹，让摊主觉得她是长途跋涉来拿货的，议价时更容易松口。
妆容上，她只在临上飞机前涂了点无色唇膏——港城潮湿，嘴唇容易干裂，这既符合日常需求，又不会显得刻意打扮。
脸上没擦半点粉，故意露出熬夜整理古董资料留下的淡淡黑眼圈，眼角的细纹也没遮，连鬓边的碎发都没别，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稍显疲惫；
眉峰也没修，让原本精致的眉眼显得柔和些，像个为了生计奔波的小生意人，而非手握资本的买家。
耳朵上更是光秃秃的，没戴任何饰品，就怕挑货时反光引人注意，连手腕上的平安扣都塞进了衣领里，只在低头时露出一点红绳。
走到机场出口，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迎上来，手里捏着份卷边的《明报》，报纸右上角折了个小三角——
这是陈老提前帮她联系的接头人周先生，在港城做进出口生意多年，据说帮不少内地商家转过货，靠谱又嘴严。
钟清清没立刻上前，先往旁边的水泥柱子后躲了躲，快速扫过周围的人——没看见眼熟的面孔，也没人盯着她看，才从帆布包里摸出张折成方形的纸巾，纸巾里裹着颗普通的鹅卵石——这是约定的暗号，陈老说周先生见了这个才会认人，怕有人冒领。
周先生接过纸巾，手指捏了捏里面的石子，不动声色地塞进西装内袋，声音压得低：“钟小姐？车在外面，先去酒店放东西？”
他的普通话带着点港腔，眼神扫过她的帆布包，没多问。
“先去摩罗街。”钟清清把宽檐草帽又往下压了压，帽檐遮住大半张脸，只露出线条柔和的下颌，
“我想先看看‘老物件’，早去早挑，好货不等人。”她顿了顿，又补充道，
“周先生要是忙，不用等我，我逛完自己找去酒店的路。” “不忙。”周先生摇头，引着她往停车场走，“我在街口等你，有情况就按三下喇叭，我马上过来。”
他把一张写着电话和酒店地址的纸条递给她，“巷尾第三家姓陈的老伯，做玉器几十年了，手里有真货，但嘴紧，得慢慢聊，别一上来就问‘有没有好货’。”
周先生的车是辆半旧的蓝色丰田，座椅套磨得发亮。
穿过弥敦道时，街边的霓虹招牌已经亮了起来，“金铺”“钟表行”的灯箱闪着光，小贩推着铁皮车吆喝“鱼蛋”“鸡蛋仔”，甜香混着咸鲜的味道飘进车窗；
汽车鸣笛声混着粤语的讨价还价声，比京城热闹得不止一点。
钟清清靠在车窗边，眼神快速扫过街边的摊位，心里默默记下——
摩罗街是港城有名的古董街，前半段多是仿品，专宰游客，后半段藏着真货，都是老摊主，得从巷尾往巷头逛，避开那些热情过度的摊位。
车停在摩罗街街口时，周先生指了指街尾：“陈老伯的摊位挂着块‘陈记玉器’的木牌，虽然旧，但字没掉。你放心去，我在这儿守着。” 钟清清接过纸条塞进帆布包，拎着包走进街里。
街宽不过两米，两侧的摊位都支着旧帆布，有的帆布上还印着褪色的“粮油”字样，一看就是从旧仓库淘来的；
桌子上摆着瓷碗、玉器、旧钟表，有的还铺着块褪色的红绒布，显得“专业”。
摊主们操着粤语和英语混杂的话，跟买家讨价还价，偶尔有穿西装的外国人路过，立刻热情地迎上去：“Sir，look at this！Qing dynasty！Ch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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