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记的是个戴着眼镜的瘦削男人，头也不抬地问：“姓名，哪个村的，身份证带了吗？家里几亩地，种多少？”
“张胜村，我叫张畅，”姜永辉早有准备，报了个附近的村名和假名字，张多多也依样画葫芦，至于身份证，说落在家里忘记拿了，眼镜男也未追究。
眼镜男在厚厚的本子上记录着，然后从桌下拿出两份印制好的简单协议，“看看，没问题就签字按手印，领了种子，必须按照我们提供的技术手册种植，成熟后，公司按保护价全部高价回收，不得私自售卖、转让，违约可是要赔钱的。”
姜永辉快速浏览协议，条款看似合理，但处处强调了公司的控制权和对“红茅”药材种植的垄断。
他一边签字按手印，一边故作随意地问：“大哥，这玩意好种不？真能卖上好价钱？”
旁边一个管事模样的人接话道：“放心，只要按我们的法子种，保证好收成。价钱嘛，肯定比你们种粮食强多了！签了字，以后就是公司的合作户了。”
按完手印，两人各领到一个大尼龙编织袋，上面印着“红茅酒业特供”的字样，还附带着一本薄薄的种植技术手册。
随着人流走出大院，姜永辉提了提手中沉甸甸的种子，和张多多交换了一个眼神。
事情远比他想象的更有组织性啊。
这不仅仅是卖酒，而是将整个原料生产环节，通过发放种子、签订协议的方式，牢牢绑定在了农户身上，形成了一条封闭的产业链和利益共同体。
而镇上居民对外来者的警惕，或许不仅仅是单纯排外，更像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警惕和监视。
要真是这样，那可真是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