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群众美术展览的日子，如同一轮渐渐逼近的日头，投下的光芒越是耀眼，在苏卫民单纯而敏感的心湖中激起的波澜就越是汹涌不安。那份最初得知消息时的懵懂欢喜，随着日期一天天临近，逐渐被一种越来越清晰的、名为“紧张”的情绪所取代。
他开始变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待在自己的角落，摆弄那些彩线、布头，或者在本子上涂涂画画，神情专注而平静。但现在，他常常会对着那些东西发呆，手里捏着一根彩线，半天没有动作，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或者无意识地啃着自己的手指甲——这是一个连李春燕都很少见他有的小动作。
他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被他藏在那旧木箱最底层、用牛皮纸小心翼翼包着的那幅画的“草稿”所吸引。那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草稿，只是他平日里在福利厂随手画在废旧报纸或包装纸背面的练习，上面有他用铅笔或彩笔勾勒的女工轮廓，有他尝试调出的各种颜色块。他会把这些纸片翻来覆去地看，眉头紧紧锁着，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困惑和一种近乎痛苦的审视。
有时，他会突然抓起一支秃头的铅笔，在纸上用力地涂抹，试图修改某个他认为“不对”的线条，结果往往是把纸面弄得一团糟，然后他就会变得异常焦躁，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带着挫败感的声音，将纸团狠狠扔掉，抱着头缩在墙角，半天不动弹。
李春燕看着心疼，试着安慰他：“卫民，没事的，你那画好看，大家都说好。”
苏卫民抬起头，茫然地看着嫂子，嘴唇哆嗦着，似乎想说什么，却只能发出几个模糊的音节，然后又沮丧地低下头。他无法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内心的恐慌——他怕，怕自己画的那些笨拙的线条和浓烈的颜色，在那个“很大的地方”、“很多人”面前，会显得很可笑，会被人指着说“不好”。那种被审视、被评判的未知恐惧，对于他这个习惯了躲在角落、几乎与外界评价隔绝的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他甚至开始抗拒去福利厂。早上李春燕叫他起床，他会用被子蒙住头，或者发出抗拒的呜咽。他似乎觉得，只要不去那个让他画出那幅“惹事”的画的地方，那个即将到来的、令人害怕的日子就不会来。
苏卫东看着弟弟这副模样，心里着急，却不知该如何开解，只能更加沉默地陪着他，或者帮他把他扔掉的纸团捡起来，抚平。苏建国看在眼里，眉头也锁得更紧，他知道这不是靠几句安慰话就能解决的。
就在全家人都为此忧心忡忡的时候，张玉芬来了。
她似乎是算准了日子，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来到了苏家。她并没有空手来，手里拿着一个崭新的、铁制的彩色铅笔盒，里面是整整二十四支颜色鲜艳的彩铅笔。
“卫民，”张玉芬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直接安慰，她蹲下身，与坐在角落小板凳上的苏卫民平视，将那个漂亮的铅笔盒递到他面前，声音温和得像春天的溪流，“你看，张老师给你带了新画笔。”
苏卫民的目光被那崭新的、排列整齐的彩色铅笔吸引了，但他只是看了一眼，并没有伸手去接，眼神里依旧充满了戒备和不安。
张玉芬也不在意，她自顾自地打开铅笔盒，取出一支红色的笔，在旁边一张废纸上轻轻画了一道。“你看，颜色很亮，是不是？”她又换了一支蓝色的，“这个像不像天空的颜色？”
她慢慢地、一支一支地试给他看，像是在进行一个安静而有趣的游戏。苏卫民的注意力渐渐被吸引了回来，他看着她笔下出现的鲜艳色块，眼神里的抗拒慢慢消融了一些。
“卫民，”张玉芬放下笔，重新看向他，语气认真而充满鼓励，“我知道，你有点害怕，对不对？害怕很多人看你的画。”
苏卫民的身体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个含糊的、类似承认的音节。
“别怕。”张玉芬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你记得吗？你画的是厂里的阿姨，是她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你画的，是你眼睛看到的，心里感受到的。这很真实，很宝贵。”
她顿了顿，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明天，张老师陪你一起去那个放画的地方，好不好？我陪你一起看。那里还有很多很多别人的画，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就当是……一起去玩一趟，好不好？”
“一起去？”苏卫民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因为这件事，闪烁起一丝微弱的光亮，不再是纯粹的恐惧。他习惯了独处，习惯了被排除在很多活动之外，“张老师陪我去”这个提议，像是一根突然抛向溺水者的绳索。
“对，我陪你去。”张玉芬肯定地点点头，脸上带着令人安心的笑容，“我已经请好假了。就我们两个去，去看看你的画挂在那里是什么样子。”
也许是张老师一贯的温柔和可信赖，也许是“一起去玩”这个说法淡化了对“展览”的恐惧，苏卫民紧绷的神经，似乎松弛了一点点。他犹豫了很久，终于，慢慢地、极其轻微地点了一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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