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妈家这间狭小却安稳的亭子间，成了林薇和荷花在沦陷区惊涛骇浪中，暂时得以喘息的方舟。厚重的窗帘隔绝了外界的视线与喧嚣，也仿佛将那些血腥、追捕和无处不在的恐惧暂时挡在了门外。连续几天高度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加上之前逃亡的疲惫和情绪的剧烈波动，林薇几乎是立刻病倒了。
她发起高烧，浑身酸痛，意识在清醒与迷糊间徘徊。昏沉中，她仿佛又回到了仁寿里那个血色黄昏，谢阿婆缓缓倒下的身影，阿珍决绝的枪声，苏婉清那张涂着精致妆容却扭曲如毒蛇的脸……这些画面交织缠绕，化作光怪陆离的噩梦，让她即使在睡梦中也不得安宁，时常惊悸着醒来，浑身冷汗。
周妈是个沉默而细致的妇人。她并不多问，只是默默地照顾着这一大一小两个病人。她用有限的食材变着法子熬煮清淡的米粥和菜汤，一勺勺耐心地喂给昏沉的林薇和逐渐好转的荷花。她找来一些常见的草药煎水，帮助林薇退热。她的存在，像一块沉稳的基石，用最朴素的行动，维系着这方小天地的运转，也一点点抚平着林薇心头的创伤。
荷花先于林薇康复了。退烧后，孩子虽然依旧瘦弱沉默，但眼神里重新有了一点光彩。她似乎将林薇当成了唯一的依靠，像个小尾巴一样，林薇醒着时就安静地坐在床边看着她，林薇睡着时，她就蜷在床脚，抱着周妈给她找来的一个破旧的布娃娃，不哭不闹，异常懂事。这种超越年龄的乖巧，反而让林薇看着更加心酸。
在周妈的悉心照料和林薇自身顽强的生命力支撑下，几天后，她的高热终于退去，虽然身体依旧虚弱，但神智已经彻底清醒。病去如抽丝，这场大病仿佛抽空了她积攒的所有力气，却也涤荡了部分积压在心底的惊惧与悲伤，留下了一种更为沉静，甚至带着一丝冷硬的东西。
她开始下床活动，帮着周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轻省活计，比如择菜，或者打扫亭子间。她不再仅仅是被救助者，她需要尽快恢复，需要重新获得力量。谢阿婆的死，阿珍的失踪，沈惊鸿的杳无音信，都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她，让她无法心安理得地一直享受这暂时的安宁。
周妈家并非与世隔绝。通过周妈偶尔外出带回来的消息，以及她与弄堂里其他妇人看似闲聊、实则信息丰富的只言片语，林薇得以拼凑出外面那个“无声战场”的轮廓。
上海的彻底沦陷，并未带来侵略者宣扬的“秩序与繁荣”，反而像是揭开了更深地狱的帷幕。日伪的统治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起来。
经济掠夺是赤裸裸的。“军用手票”如同废纸般强制流通，搜刮着民间最后一点财富。重要的物资，如粮食、棉布、煤炭、药品，全部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普通市民能领到的份额少得可怜，黑市物价则飞涨到令人绝望的地步。周妈每次去买米，都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而且常常空手而归，只能高价从黑市弄回一点点掺着沙砾的霉米。
恐怖统治更是无孔不入。日本宪兵队和76号特工总部的恶名，如今已能止小儿夜啼。他们可以随意抓人，不需要任何证据，只需要一句“怀疑反日”。夜间抓人的黑色轿车引擎声，成了上海滩新的噩梦。各种名目的“保甲制度”、“连坐法”被推行，强迫邻里相互监视、相互告发，将苏婉清在仁寿里使用过的那套毒计，推广到了整个沦陷区。
文化上的奴役与渗透也在同步进行。报纸、电台里充斥着“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谎言。学校被强迫使用篡改过的教材，推行日语教育。一些软骨头的文人、艺术家，在威胁利诱下，也开始为所谓的“新秩序”歌功颂德。
然而，在这片看似铁板一块的黑暗统治下，反抗的火种并未熄灭，只是转入了更深、更隐蔽的地下。周妈家，似乎就是这地下网络的一个微小节点。
林薇注意到，周妈虽然深居简出，但她与外界保持着一种隐秘的联系。有时会有看似普通的贩夫走卒前来敲门，与周妈在灶披间低声交谈几句，留下或带走一些东西。有时周妈外出归来，会带回一些并非通过正常渠道能够获得的稀缺物品，比如一小包真正的白糖，或者几块干净的纱布。她从不解释，林薇也从不询问，两人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林薇知道，自己此刻能安然待在这里，本身就是这场无声地下战争的一部分。是无数个像周妈、像小顾、像赵书平，甚至像已经牺牲的谢阿婆一样的人，在用他们的方式，在敌人的心脏地带，构筑着一条条看不见的战线，保护着需要保护的人，传递着信息，积蓄着力量。
这天傍晚，周妈外出回来，脸色比平日更加凝重几分。她关上房门，压低声音对正在教荷花认字的林薇说：“外面风声更紧了。苏婉清那个‘水上稽查队’，最近和76号的人勾搭在一起，正在全市范围内搞一次大规模的‘清乡’行动，名义上是清查户口，整顿治安，实际上就是针对我们这些藏在水面下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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