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薇的脸色白了白：“我昨晚挂了电话，总觉得背后有人。”她指了指身后的窗户，“就那扇窗，总觉得有眼睛盯着我。”
正说着，一个护工推着治疗车经过，车轱辘“咕噜咕噜”碾过地面，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刺耳。她看了我们一眼，眼神怪怪的，像在看两个神经病。
“这层楼是不是出过事？”我拉住护工，她的白大褂上沾着点碘伏。
护工愣了一下，压低声音：“你们是探视12床的？”
林薇点头：“他是我男朋友。”
“唉，”护工叹了口气，往走廊尽头瞥了一眼，“那窗户……去年跳下去个女的，也是等男朋友，等了三天三夜，男的没救回来，她就……”
我和林薇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恐惧。
“那女的跳的时候，也是晚上，”护工继续说，“听说当时有人在走廊打电话，就听见电话里有风，还有哭声，跟你们说的……”她没再说下去，推着车匆匆走了，背影有点慌。
走廊里的风更大了，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股消毒水和灰尘混合的怪味，吹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想起昨晚听筒里的风声，突然觉得那不是坠楼时的风，是这走廊里的风，顺着电话线，钻进了我的耳朵。
“她是不是……想告诉我什么？”林薇的声音发颤，手指绞着衣角，“她男朋友也没救活，她是不是想让我别等了？”
“别瞎想！”我攥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阿哲会好的，那女的……可能就是碰巧。”
话虽这么说，心里却直发毛。哪有这么巧的事？偏偏在林薇最脆弱的时候，偏偏在那个女人跳楼的窗户边，偏偏让我这个正在通话的人听到了。
那天下午，阿哲醒了。医生说算是奇迹，林薇抱着我哭，眼泪把我衬衫都打湿了，说肯定是我给她带来了好运。
可我总觉得不对劲。
回宿舍的路上，手机又烫了一次，不是通话的时候，是揣在兜里，突然就热了起来。我赶紧掏出来，屏幕是黑的，可听筒里好像有“滋滋”的电流声，像有人在里面喘气。
我吓得把手机扔在床上，离得远远的。
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医院走廊，林薇坐在椅子上打电话，背对着我。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卷着窗帘，像只白色的手。
我走过去拍她的肩膀，她猛地转过头——脸是青的，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嘴角往下撇，像那个跳楼的女人。
“他不会醒的。”她说，声音是听筒里那个女人的低吼，“没人会醒的……”
她伸手抓我，指甲尖得像刀，我转身就跑，却发现自己拿着手机，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风声“呜呜”地灌进来，烫得我耳朵快要化了。
阿哲恢复得很快，林薇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可我们都没再提过那个电话。像是有个默契，谁都不愿碰那道疤。
直到半个月后，林薇给我打电话，说阿哲能下床了，想请我吃饭。
电话接通的瞬间，我耳朵突然一疼——又是那种灼烫感，比上次更厉害，像有根烧红的铁丝戳了进来。
“喂？你在听吗？”林薇的声音有点模糊。
“听……听着呢。”我咬着牙，想把手机拿开，可手指像被粘住了，怎么也动不了。
耳鸣又来了，尖锐得像救护车的警报，刺破耳膜。紧接着，风声“呼”地灌进听筒，比上次更猛，带着股铁锈味，像是从生锈的管道里钻出来的。
那个女人的低吼也回来了，不是哀嚎，是含混的说话声，像隔着层水：“……等……等不到……”
“林薇！你在哪？！”我大喊，心脏“咚咚”撞着嗓子眼。
“我在病房啊，”林薇的声音突然清晰了，带着惊慌，“你咋了？又听到了？”
“你旁边是不是有窗户？！”我想起那个走廊尽头的窗。
“没……没有，我在病房里，窗户关着呢。”她说，“阿哲在我旁边，他说你声音不对，让我挂了给你打过去。”
“别挂！”我急得大喊，“那声音说什么？你听到没有？”
听筒里的风声突然停了，女人的声音也没了。只剩下林薇和阿哲的说话声，还有病房里仪器的“滴滴”声。
手机不烫了，耳鸣也消失了，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现在好了吗？”林薇小心翼翼地问。
“嗯……”我松了口气，后背的汗把衣服都湿透了，“可能又是信号不好。”
挂了电话，我瘫在椅子上，盯着手机。屏幕上显示通话时长1分23秒，短得像场幻觉。可耳朵里那股灼痛感还在，比上次更深，像钻进了骨头缝。
这不是巧合。
那个声音在找林薇。第一次在走廊，第二次在病房，它能跟着林薇的信号走。
它到底想干什么？想让林薇像它一样放弃？还是……想让林薇下去陪它？
我越想越怕，抓起外套就往医院跑。
赶到病房时，林薇正坐在床边给阿哲削苹果，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她脸上投下片暖黄。阿哲靠在床头，脸色还有点白，但精神不错，看见我，笑着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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